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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队上请篾匠补箩筐簸箕,没有钱砍肉,复查身为公家的会计,负有砍肉招待匠人的责任,估计罗伯手里活泛一点,可能有干崽从南京寄来的汇款,想找他先借两块钱度个急。
    罗伯说他没有钱。还说什么干崽哟,把薪水都交党费了,心里早没有他这个逢生干爷了。
    复查不大相信,说有借有还,不是要你的。你把钱藏在墙壁缝里发霉做什么呢?
    罗伯急了,“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复查份子,我比你爹大八岁,我看着你长大的,你讲话不凭天良!”
    复查这一天也是四处借钱都没借着,被日头晒得有些烦躁,后来走在路上忍不住写了一句:“这个翻脚板的!”
    日头太烈的时候免不了要说些昏话。
    他没想到,“翻脚板的”是马桥人最骂不得的话,恶毒等级最高的嘴煞——差不多相当挖人家的祖坟。他话一出口,旁边两个篾匠就大吃一惊,把复查看了又看。复查大概和我一样,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也不大相信嘴煞不嘴煞,有点掉以轻心,一时没锁住口。
    第二天,罗伯就被疯狗子咬了,走上了归途。
    罗伯之死,成了复查一块心病。马桥也有些人私下嘀咕,以为复查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照本地人的办法,犯煞以后也可以退煞的,只要复查在门边及时插一柱香, 割下一只鸡头,用鸡血洗门槛,能保住罗伯一条命。但复查那天忙,忘记了这道手续。他后来向很多人解释,他是一时失言,决没有咒死罗伯的意思。他也不知道嘴煞如此厉害、如何疯狗子来得这么巧呢?这些话,他最喜欢向知青说,因为知青从夷边来的,不大在乎马桥的规矩,那要他放宽心,根本不要相信然不熟的。有的知青甚至很义气地拍胸脯,说你骂我吧,拣最狠的骂,看能骂出什么鬼来!复查有些感动,疑疑惑惑地回去了。
    过不多久,他见到别人,说着旱情或口粮,一不留神又绕到罗伯的事情上来,说他真是无心的,他只是日头晒得昏了头么后一时走了嘴,云云。这就有些烦人了,有些问题了。
    “嘴煞”是一种忌语。其实,话就是话,耳边一阵风而已,不会伤任何人身上任何一根毫毛。但复查很快瘦了一大圈,头上明显多出了白发,即便笑一笑,也是 一种没有深度的笑,一种没有根植于血液和内心的脸部努力。他以前习惯于衣服整整齐齐,出门前还要照镜于梳梳头,衣领也总是用几颗回形针夹住以保持挺刮。但眼下的他衣冠不整,泥巴上了肩,一走神就扣错扣子,或者丢了笔,丢了钥匙。他以前做个年终决算只要一天的时间。现在做了三四天还满头大汗,帐表一塌糊涂。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在帐本堆里找来找去,找了半天又忘了自己要找什么东西。最后,他在供销社莫名其妙丢失五百块钱的棉花款以后,队委会觉得他确实不能当会计了。
    他自己也觉得不能当会计了,把帐本交出来,另外找人、他后来放了一段鸭子,遭了鸭瘟。学了一阵木匠,也没有学会。反正什么事都不是太顺,最后草草收了一房亲,是一个总是头发乱蓬蓬的婆娘。
    我很惊讶,一句嘴煞几乎可以影响一个人几十年。他不能作出一些弥补吗?不能从头开始吗?
    在很多马桥人看来,不能。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像覆水难收,复查的嘴煞将永远在那里,而且可能越长越大越长越硬再也不会平复消失。
    语言的力量,已经深深介人了我们的生命。语言是人的优势,人可以怜惜动物没有语言,因此没有知识,不能组成社会,不能取得文化积累和科学进步的强大威力。但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动物永远也不会因为叫错了一个声音,就长时间像复查 一样失魂落魄,直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在这一点上。语言也使人变得比狗还要脆弱。
    “煞”是人们约定的某种成规,是寄托敬畏之情的形式。凭藉语言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们,情感需要找到某种形式给予表达,加以营构和凝固,成为公共心理的依托。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象,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这些被人们袭用与习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戒指),一块布料(国旗),一块石头(偶象),以及一些声波(歌曲和演讲),而是侵凌了他们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确定的某种情感形式。
    一个彻底的科学主义者,只追究逻辑和实用,不但应该认为马桥人的嘴煞之说是可笑的,也应该视某些金属、布料、石头以及声波的神圣化是可笑的——这些奇怪的心理建筑,在物用逻辑下没有必然如此的任何理由。但事情只能是这样了。一个人已经不是一条狗,不可能把物质仅仅当作物质。即使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也经常对某些物质赋予虚幻的精神灵光,比方说从一大堆金属物品中分离出一块金属(情人的、母亲的或祖母的指人另眼相看,寄予特别的情感。在这个时候,他有点荒诞了,不那么科学了——但开始真正像一个常人了。 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孔子的“君子远疱厨”当然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不忍看厨房里血淋淋的宰杀场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口吃肉,特别热爱瘦肉干、佛教徒的戒杀生甚至戒荤腥,也是一种情感形式。他们不知道植物同样是生命,在现代生物学的揭示下,一棵树除了不能发出求救的呼叫,同样有痛感,有神经性反应,甚至可有灵活的身体动作。但我们能嘲笑他们的情感形式?或者说,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在什么程度上来嘲笑他们的某种荒诞和虚伪,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我们鼓励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孩子大举屠宰小鸡、小狗、小猫、小天鹅以及一切可吃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进行这种血淋淋的狂欢,没有任何心灵的悸动不安,荒诞和虚伪诚然没有了,但生活是否同时也少了什么?
    我们能怎样做呢?是让孩子不吃肉甚至不吃任何东西,还是嘲笑和消灭他们对任何美丽生物的同情?——这种来自孔子、来自佛教徒以及来自其它文化前辈的同情?
    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理解了复查、他没有来得及退煞,没有来得及为挽救罗伯割下一只鸡头并且用鸡血洗门槛,于是陷入了永不可解脱的罪恶感。
    他是毫无道理的。
    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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