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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1)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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