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6节 与牛为伍的三十多个夜晚    


 


  不久,我就停止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思考——因为我也变成了一个两条腿的动物。

  元旦刚过,农场总部抽调各个分场的劳力,集结于茶淀镇的东部,去疏理开掘海河流向农场的入水渠道。这是要挖几十万方土的工程,因而全场总动员,必须在春耕之前,拿下这个水渠,以解决春天稻田的用水问题。

  那是我劳改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进入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被卡车送到工地来的。那儿没有房子可住,一律住在高粱秆糊泥巴的简易工棚里。为了按时挖通水道,几千口子人马24小时昼夜车轮大战。我被分在夜班,劳动项目是与一条牛为伍——把挖出来的河泥,用牛车运到百十米远的地方堆山。由于道路泥泞难行,没有办法用大胶轮车,便用牛拉小平车运泥——牛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扶着两个车把,充当驾辕掌舵的工具。

  牛比我累。

  我比牛轻。

  但是人不能与牛相比,俗话说:十九条汉子一条牛。经过几年的修行磨练,我自认为是个并不畏惧劳动的人,但是在子夜以后,我的双腿便开始发软,两只手几乎攥不住那冰冷的车把,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和牛结成了死对子,谁也离不开谁,也只有强打精神,支撑到天亮。

  记得是一个落着鹅毛大雪的夜晚,由于厚厚的雪层淹没了小车的车辙,我无法辨认车路,老牛拉车走到一个深沟的旁边时,车轮一下滑到了沟里,一车泥翻在那儿还是小事一桩,我被车把狠狠地打倒在地,一只车把,不偏不倚地捅在了我的右侧肋骨上,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几乎失去了知觉。老牛在那个夜晚得以歇了歇腿——因为人们把我架回了柴棚。第二天,我强忍着剧痛,步行去了设在总场附近的公安医院,照片的结果显示,我的肋骨折了一根。医生开假一周,队长没有叫我回到分场去休息,而是留在柴棚中养伤——这倒也好,一直与我没有见过面,昔日在魏家胡同同住一个院的王金柱,到柴棚来看我了。

  王金柱体壮如牛,见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说他在东区,与我离得太远,不然早就来看我了。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我与何大拿酒醉后殴斗的事儿,声言要为我拔冲(打暴不平之意),好好教训教训那个臭贼。

  我说我没有吃亏。

  “我折进来比你早,还不了解你们喝过墨水的文化人!你们在这里边,只有挨欺负的份儿,那有不吃亏的事儿?”

  我怕他真在这几千人的工地上惹出是非,只好把当天的情况向他详说一遍。哪知他死活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咱们里外院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何必跟我客气!”

  我明白了,他是以他的眼光和经历,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要是跟他讲《野性的呼唤》中,一条驯良的家犬,最后变成了狼群的领袖,他能理解得了吗?!他在东区有“戳天一柱”的绰号,从他的思维逻辑上去推断,是不可能认知这一生活哲理的,对他说这些等于白说。因而,我只能十分婉转地劝他不要在工地上干这件事(他声言要断了“何大拿”的一条腿),如果干了这件事,家中的王大娘(王金柱的母亲)是会做恶梦的。经过我死说活说,他才答应先放“何大拿”一马。

  我从我的邻居身上,再一次体察到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因为他与我在柴棚里的谈话,被人听见转告了“何大拿”。“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来向我请罪。我明白,他这老耗子,怕的是猫——那只猫就是王金柱(后来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茶淀的监舍倒塌了许多,王金柱用肩膀扛着塌落下来的预制板,让别的成员先跑出房子。但是又有预制板塌落下来,他被一根钢筋穿颈而过,惨死在大自然的灾祸之中。王大娘为此痛不欲生)。

  由于这儿聚集了来自全场各个角落的劳改成员,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东区与女队有接触的一个同类,给我送来一个信息——张沪离开了反省号。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因为回北京探亲时,给一个同类私带出去过一封什么信件。她是出于共患难的友情,并不知道信的内容。此为她进反省号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号内,她每天画小儿子的肖像,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时被拒,夜宿停尸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养病期间,张沪通过队部,又转来一封短信。信中要我为她去汉沽买一副近视眼镜,她戴着的那一副镜片坏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当时肋骨之伤,虽然已不太疼痛了,但是要到汉沽还有困难。王金柱为此特地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汉沽一趟,除按着度数给她买了眼镜之外,我还在那小城里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劳动需要它,可以节省路耗时间;我去看望张沪也需要它,几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时,我在那个小城的十字路口,第一次看见了一张“黑五类宣言”的小字报。内容不外是对“文革”血腥屠杀的抗议,论述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能不能从这张小字报上看出来一点民意,中国人已经从盲目崇信“文革”,到开始反抗“文革”了?

  这张小字报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待我又重新与牛为伍的时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尽头。我手扶着小车的车把,默念出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这是我在与牛为伍时的惟一快乐,也是惟一的安慰。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昼眠夜出的劳动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头两条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没有坐卡车走。我骑上自行车,先去北砖窑给张沪送去眼镜,然后回场。

  在接见室,她说我瘦了,瘦成了人干。

  我说:“我还会好起来的,你也一样。”

  她说:“你又在说梦话吧?”

  我告诉她我在汉沽看见的那张小字报。

  她说,那还很遥远。

  我说。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绝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忧郁他说:“你总是爱做梦。最近我想了想,这倒也好,两个人如果都是一种类型,我可能更绝望了。”

  那天,队长破天荒地允许她送了我一程。时值冬尾,我俩穿着褴褛的棉装,行走在无人的荒野。在一棵枯树旁分手时,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她为小儿子画的肖像。她说她在反省号期间,把一张张用来写检查的白纸,都画了儿子的肖像了——她是为家庭而活下去的,否则她绝不苟且偷生。

  我说:“你千万要坚强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这棵枯树还会返青一样,我们还会有生命的绿色。”

  “在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呢?”

  我虽然又对她背诵了一遍雪莱的诗,但我当真不知道我们脚下的风雪驿路,究竟还有多远。也许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头牛一样,周而复始地沿着泥泞的车辙,走着无尽的长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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