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文选           漫忆汪曾祺


 
                                 作者:邓友梅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 “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 “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 “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 “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 “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 “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 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他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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