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川的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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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金兆 郭小川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五、六十年代，许多青年都是在朗诵他的 诗歌声中步步成长的。今年第九期《纵横》杂志刊登胡金兆撰写的《一九七五年前 后的郭小川》，介绍他晚年的经历，现摘录如下——1969年9 月底，中国文联大楼 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郭小川随作协南下咸宁，他在咸宁很快被“解放”， “恢复党组织生活”，被借调参加干校大批判等工作，很快拥有较自由的身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五七干校也较前有所宽松。身患哮喘病的作家冯 牧，老一辈戏剧家马彦祥等从咸宁干校获允回京养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阎纲也允准回京探亲（我们团泊洼干校的新老“审查对象”还不许回京休假）。1973 年春，偶在冯牧家中遇阎纲，谈及笔者恼人遭际：1972年冬，咸宁、静海两个干校 中被于会泳的文化组选调一批人回京工作，名单中本来有我，却被同单位先去新华 社工作的某君以“同黑线关系密切”横扫一脚而“缓调”刷了下来。阎纲快人快语： “你夙喜体育，郭小川被借调写庄则栋，《体育报》正筹备复刊，在招兵买马，何 不一试？已有人被荐过去了。”我兴趣盎然，按阎所提供地址，夜访郭小川。 郭家已于1969年底迁往永安路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老宿舍中，是共用 厨房和厕所，两户合住一门中，各住二间。那晚，我到郭家时，他家高朋满座，两 间房中无甚像样的家具，不过木板床、三屉桌，要命的是没有椅子坐，就用较好买 又不贵的马扎待客。长影导演武兆堤等人都坐在马扎上，聊得正欢。此时的郭家简 陋得很，远非昔日钢琴、沙发、书柜雅致可比，但郭小川依然谈笑风生不以为意。 对我之所请，他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忙。只是他去体委工作的事还没最后定，需等一 等。 但等来的却是：上面不批，郭小川只好重返湖北。江青对郭小川这样的文化名 人极不放心，怀有敌意，怎肯让他出来工作？ 一年后从湖北方面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郭小川因写了一首歌颂长江的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诗中对崭新的太阳的讴歌被指“暗喻”林彪，而被打成“现行”， 被“中央专案”“重审”了。 郭小川“二进宫”重新挨整，罪名要超过“文革”前期，他受的罪也可想而知。 1974年底，我与郭小川又在团泊洼干校相会了。 那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注意落实干部政策，对长期被剥夺工作权利发配 在五七干校的广大干部，提出“归口”，“三个位子五个人坐”，因而大批人回了 原单位。只有原文化部机关和原文联各协会的没人要，理由是前者，于会泳的文化 部不予承认，“新老文化部是两码事”；后者，是撤销单位，无处“归口”。于是， 咸宁干校最后剩下的文化部机关和文联、作协的少数人，除少数老同志退养留京外， 全部并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咸宁干校撤销。这是国务院办公室的安排。 咸宁来的人就包括郭小川。不过，大家是先回到北京休整、安家，惟有被专案 管制的郭小川，过北京时不许出车站，直接换火车押往天津，送到团泊洼。 两年未见，郭小川老了、憔悴了，可见受折磨之重。可他仍是那么乐观自信， 见到熟友如华君武、钟灵等人仍是那么热情。咸宁来的朋友接替了原一连名号和营 区，老一连（影协）与五连（剧、美、曲协）合并，把房子腾给新一连。郭小川给 了一个单间，左右都是受命看管他的人。新一连与五连合吃一个食堂，我是管理员 之一，仍是每月13.5元的大伙，早晚窝头咸菜粥，中午一顿正经饭。 团泊洼干校由河北省军区代管，廊坊军分区宋副政委主持工作，这是一位三八 式的憨厚的长者，对郭小川只做了一条规定：不许离开团泊洼干校外出———这里 是一个劳改农场的外沿区，面临大河，大堤为公路，在营区内一切自由。显然团泊 洼的环境要比咸宁宽松些。 郭小川没什么事，其实大家也没有事干，看摊值班做饭而已。只不过大家能轮 流回京休假，郭小川与华君武等则是干校“常委”。郭嗜酒，晚上常找人一起下棋 喝酒。喝酒要有酒菜，干校小卖部只有罐头和酒，他及其他嘴馋者只好拜托我等管 理员，外出采购时给他们弄点熟菜。那时供应很紧张，但干校在天津和静海有特供 点，肉、菜以至无头大虾都能买到，弄点鸭头、火腿肠、酱猪肝等不费事。这主要 靠“孔圣人”———“衍圣公”孔德成的堂弟、原在音乐研究所、当时也是管理员 之一的孔德庸“感情投资”建立的关系。每次我外出采购归来，郭小川等都伫首静 候，等待他们的下酒菜。 团泊洼离北京较近，郭小川被押解来时过北京不许回家，但不能拦阻在《光明 日报》工作的郭夫人杜惠来干校探亲。某日一早，作协《文艺报》的杨志一突来找 我，说杜惠下午到，咱们赶紧帮郭小川“起圈”———郭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屋 里酒瓶子、罐头盒、破报纸、破鞋、旧衣服等脏乱不堪，杨志一性诙谐，竟以“猪 圈”名之，搞卫生称“起圈”。大家齐动手，破烂扔出一大堆，倒也还窗明桌净。 不过，知夫莫若妻，杜惠见此一笑，心知肚明是朋友帮忙。 由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春天后，眼见形势日益好转，这股春风 也吹到了团泊洼。夏初，被专案组尚未结论的华君武、赵寻（剧协负责人）等以及 被打成“五·一六”的年轻人，都被允许回京探亲；被关押狱中多年的阳翰笙也被 释放回家。华君武回北京大概是两周假期，假没满他就回来。问其因，曰：房子只 剩两间，3 个儿子都长大了，家里没我的地方睡，单人床加块木板与老婆挤着太热， 远不如干校宽绰舒服。 回京探亲休假没有郭小川的份儿。但他毫不颓丧，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从形 势的变化中看到希望的曙光。国家形势好转，个人安危又何足挂齿！他不是沉默不 语内向的人，而是动于衷必形于外。有一天在食堂大庭广众下，他问华君武：“君 武，你说咱们是不是走资派？”这话带有极强的否定“文革”的挑衅性，众人皆一 怔，华君武也不敢接言扭头走开，而郭小川神态自若毫无惧色。 暑假中，不少孩子随父母来到团泊洼。干校紧邻独流减河大堤，夏日的大河中 碧波荡漾，河底平缓，是极佳的天然游泳场。每日午后，河中游泳男女老幼不少， 郭小川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河在干校大门外，不许出干校的禁令似乎对他也无约 束力了。 晚上，大人在院中乘凉聊天，孩子们聚在一起玩。郭小川爱孩子，他周围总有 一批孩子围住他，让他讲故事。 他虽身在干校，但信息联络还很灵通。某晚他从一连过来找我们，在座的有马 少波、赵寻、钟灵和我。他非常激动地说：听说毛主席对电影《创业》最近有个批 示，中央要调整文艺方针政策，形势会有变化。刚从北京来的马少波含蓄地点头表 示所说属实。他在此期间精神状态极好，又复现出诗人的战斗情怀。他此时创作的 诗作名篇《团泊洼的秋天》，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他昂然不屈的革命战士情操。 这首诗的诗句真实具体地抒发了诗人和团泊洼干校中几百名身受“四人帮”歧 视打击被打入另册、而又不甘蛰居屈服的文艺战士的心声。 l975年7 、8 、9 三个月，“四人帮”认为是“政治谣言满天飞”、“右倾复 辟回潮”，被迫害的人们却看到了国家的变化和希望。郭小川的振奋和以诗抒怀就 不难理解了。 还不仅仅如此。漫画家钟灵的《团泊洼的日子——忆小川》一文详述了1975年 夏秋，他在团泊洼干校中与郭小川的一段特殊的而且经过宋副政委“特别批准”的 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下棋、打桥牌，在夜深人静“酒酣耳热时，也就无话 不谈，一反那些戒律，不但谈文艺，必然涉及政治，小声地斥骂江青一伙，更可以 当下酒菜，非常痛快！”钟灵还回忆说：这年8 月间，郭小川竟有十几天不找他来 喝酒，足不出屋，不知在忙些什么。一天郭神情紧张地来找钟，从怀里拿出一叠稿 纸，长达万余字，是准备上书中央的整顿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意见书。其中最尖锐 的是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四届人大后的新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 团结文艺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 专制主义。郭说这是准备上书给小平同志的稿子，怎么递上去他自有渠道，特来征 求钟灵的修改意见。 1975年10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阴云密布。这时发生了两件对我们来说 的大事：1 、国务院紧急命令：限10天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结束，全体人员返干校 善后再撤回北京，组成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作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划归于会泳的 文化部。2 、郭小川专案审查结束，宣告再次解放。 这两件事同时行动，中央专案组的汽车与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同天一早从北京驰 赴团泊洼，小汽车快，先到。如何向郭小川宣布结论，不仅由于我们后到，还因我 们管理员在最后结束时忙得脚朝天，无暇顾及。次日清晨，郭小川要返回北京了， 我去送别。行李物品已由大家帮助扎绑好，他面色清白却精神亢奋。原来他一夜未 睡，送走了一批批来送行话别的朋友，他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本有严重失眠症， 此时心脑血管病也悄然袭来）。遂伏案写诗，一首比《团泊洼的秋天》更昂扬、更 富有战斗激情的《秋歌》，就诞生在他在团泊洼的最后之夜。大家纷纷握手告别， 郭热情地对熟友说：“我先行一步，咱们北京见！” 10天结束5 年多的五七干校，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后，心中长出了一口气，忙完交结帐目等事后，不由惦念起今后路在 何方、到哪工作？名义上“分办”划属文化部，可与文化部在职人员是两码事，人 家不理不睬，更不安排工作。我又想到郭小川，还想能否去《体育报》？遂给他永 安路的家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热情的回信，内容记得是：现在形势有变，庄 （则栋）也今非昔比，约我去他家谈谈；同时，要我将附信转给我的芳邻、与阳翰 笙同住一座楼的吴雪。 我代转了信，按约定时间去了永安路郭家，还是那两间房，不过比两年前整齐 像样了。郭小川不在，郭夫人杜惠抱歉地说：“真不巧，乔木同志找他谈话，他去 了，累你空跑。只好再找时间。”那时，我们都没有电话，联络并不方便。 不几天，就听说他去河南林县蹲点深入生活去了，而且是中央组织部的安排。 郭小川这一级干部是归中组部管，但他的关系却在文化部。后来得知，他回到北京， 并没有在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报到，有如马彦祥、吴雪、王子野、冯牧一样，而 是直接调往中央组织部。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是一种保护性措 施：“分办”隶属于会泳的文化部领导，搁在文化部还难逃魔掌；到中组部又安排 从速离京，“四人帮”于会泳等想再整人也鞭长莫及了。 也就是从1975年10月团泊洼一别后，我再也没见过郭小川。而后，郭的信息也 逐渐绝迹了。 然而，到1976年9 月，郭小川却被旧案重提。 我们在“分办”的日子并不好过，名为“学习待命”，实为“二等公民”备受 歧视。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后，紧接着天安门“四五”事件，一浪高一浪的“批邓”， 大家只是应付表态。到夏天唐山大地震后，于记文化部突然对“分办”“关心”起 来，以分配工作为诱饵，办“批邓学习班”，全体参加，要求“首先分清路线是非， 别站错了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还是从追查“传谣”、“去没去天安门”开 始，人人交待检查。但大家大多虚与应付打太极拳，一个月过去，没有什么大进展。 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 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藉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 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 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 翻案风”。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 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钟灵被扣起来了；冯牧被追逼得一日三惊； 连我这普通人，与郭有所接触却无深交的，也被盯住。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 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 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 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 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 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搪说：“卷 烟抽了。” “分办”的情况立时引起于记文化部的注意，于会泳、张维民、浩亮、刘庆棠， 听取坐镇指挥的办公厅主任、来自部队的侯再林汇报后，兴奋地大叫：“‘分办’ 有大鱼，顺线往下摸！”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分办”人人自危，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 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 邦”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 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 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文章我写，你一切都知道，干 脆你代笔。”当晚文章在他家很快写好，吴雪很满意，签了名。从此我们化开了疙 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 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 时成为阶下囚。“分办”的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 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3 天大游行。“分办”隶属 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 游行兴高采烈。行进到南长街南口时，只见从北过来一支十几二十人的队伍， 举的旗子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为首的是胡乔木同志。“分办”与“政研室” 两队都停了步，乔木同志走过来，与我们队伍中的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紧紧拥抱， 共庆新生。大家热烈鼓掌。 大家不由地想到躲在河南的郭小川。乌云已散，厄运远离，他可以也应该出来 工作了。还有人听说，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然而紧接着传来：郭小 川死在了安阳！ 我们被这不幸的噩耗惊住了，会不会“他杀”？又过了几天，传来了郭小川是 在招待所中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死亡的确讯。1999年11月，河南《大 河报》刊载了《郭小川之死》一文，作者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详述了郭 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 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事隔23年后，这可信的史 实方予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