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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文集 不歇的河 ——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 许多作家，包括伟大的鲁迅先生，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创作历程的。他的《狂 人日记》，以其内容含量，绝对应该是中篇小说的体裁。其实，数了数，只不过一 万一千字左右，按约定俗成的看法，算是很标准的汉语短篇小说的字数。这是一篇 实行白话文以来，首次出现的具有现代小说模式的作品，所以，说“五四”新文学， 是从他这篇《狂人日记》揭开序幕，当为的论。此次新文学运动，开卷之作为短篇 小说，似偶然又非偶然。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进程，总是与整个社会的人文环 境相对应的，由于短篇小说能够像轻骑兵一样，起到斥候的作用。特别在浑化沉滞 的文学氛围中，作家们渴望有所蜕变和突破时，往往采用具有短平快特点的短篇小 说体裁。《狂人日记》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横空出世，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就是短篇小说的领先作用了，如果回顾一下《小二黑结婚》对于解放区文学， 《华威先生》对于大后方文学，《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对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 七年的短暂繁荣期的文学，《班主任》对于新时期文学所起到的排头兵的作用，也 就不觉得奇怪了。因此，凡文学革新运动，风起青萍之末，总是短篇小说首先崭露 头角。随后而来，才是中长篇小说的风起云涌，才是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影视 的波升潮涨，一部当代文学史就是这样表述的。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后，先锋文学的 成功实验，毫无疑问也是肇始于短篇小说。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文学样式 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小看的。 我是一九五七年学习写作，一上手也是短篇小说。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赶上了 那短暂繁荣时期的末班车。所以，作品才问世，厄运就扑来，似乎应了一句俗话， 人家牵牛你拔橛，被逮了一个结实，不过，那一次“反右派运动”，走得快的牵牛 者也并不比行动迟缓的拔橛者运气更好一点，同过此劫，无一幸免，统统一勺烩了。 好在中国作家的生命力特强，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居然还活着，还在写，因此，也 就有可能回过头去，看这半个世纪的短篇小说的全过程，可以这样总结：我们走过 了一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得到快乐，也尝辛酸的道路，尽管在这条路上，一帆 风顺者少，跌跌撞撞者多，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也的确是一直不停地变化 着和发展着的进程。以往的缺失和错讹，难免使人遗憾，今天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 或许更令人感奋。 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 品种。我还能记起一九五０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 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那时，像我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读到 有别于解放区那种粗疏而明洁，稚拙而清新，充满革命意识，稍逊文学素质，只有 昂扬剧烈，而欠柔雅妩媚的作品，与当时出现的和《我们夫妇之间》一批，如《关 连长》（朱定）、《洼地上的战役》（路翎）等短篇小说相比，这些作品，更关注 人情之炎凉冷热久性之复杂难测，人心之变化多端，人事之繁碎琐细。而且，革命 者并不永远吹冲锋号，只有向前向前，他们也有像普通人那样的喜怒哀乐、欲哭笑 驾的情绪变化。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 作，受过后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 的和鸡。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 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从此，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 阶级立场对还是错，成为一种文学评断的惯例。对作品的批评，最终必发展到对作 家的批判。由于政治运动持续不断，诸如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武训传》，批 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五七年的“毒草”，批判《早 春二月》，批判《海瑞罢官》，多是从文艺界点燃导火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 奇特现象。首当其冲，便是许多有才华作家的创作生命被扼杀，有的终身喑哑，有 的还要陪上性命，过于严酷的处五措施，造成文学生产力的严重衰退，直到邓小平 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表祝词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再允许对文艺横加干涉， 这种动辄获咎的日子才算基本结束。 无论如何，时代总是呼唤着文学的新生，只要有一丝阳光，文学之树就会生根、 萌芽、分集，舒技展叶的。尽管冷意未消，延续解放区文学特色的《晌午》（秦兆 阳）、《粮秣主任》（丁玲）等作品陆续出现，给文坛吹来一丝清风，这些较有素 养的作家，也许接受了共和国最早落马的作家们的教训，谨慎地离政治远一些，以 健康的感情色彩，只描写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大地，创造了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的主 线。荷花淀派的河北作家群，山药蛋派的山西作家群，在五六十年代里，也曾是文 学视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初学写作的《大青骡子》（刘绍棠），自然也属这种牧 童短笛的余音。但发自恋乡之情的这些清新淡雅的笔墨，相对于支撑着土地的脊梁 骨、中国农民所负荷的沉重来说，难免温馨有余而深刻不足，每当触及真实便浅尝 辄止，不能不说是遗憾。嗣后，余风所及，每况愈下，从粉饰生活，演变到“文革” 期间的“高大全”式样板小说。至此，那类闭着眼睛的真实，加之虚火上升的激情， 恐怕离鲁迅先生所指斥的欺与瞒的文艺也不远了。 五十年代，工农兵走进文学领域，也是一时间的文坛新景。其中以刚刚读完速 成识字班，就写出的《半夜鸡叫》（高玉宝），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一个例子。当然， 急于培养出自己文学队伍的关注之情，可钦可佩；几乎是手把手地描红模子式的帮 助，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也可嗟可叹。事实证明，造钢铁厂要比造作家容易。 即使硬扶上马，再进一程，通常是成活率不高，生存率则更低，多半昙花一现，了 了而已。由此也证明，无论过去和现在，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方式，未必适用于精 神产品。要求出现杰作，作为期许，当然可以，但指望批量化地生产作家和作品， 绝对是一种违背文学规律的行为。历史是不讲情面的，传世之作从来不以人的意志 而定，最权威的评断，还是时间老人。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 而已。 这种违背文学规律的做法，自然也就使五十年代初期作品，留下来那个时代的 简单化、公式化的印记。五十年代初期，一方面，被蓬勃向前的火热生活所激动， 作家的政治热情，创作欲望，当然无可厚非；一方面，政治家需要宣传鼓动，呼唤 紧密配合政治的文艺作品出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急功近利，往往是作家的致 命伤；为求快捷时，萝卜快了不洗泥，也就跳不出概念化的窠臼。但文学作品与政 治宣传品，究竞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些作品当中，《不能走那条路》（李准）， 是最早的旗帜鲜明鼓吹农业合作化的小说，由于作家的生活基础丰厚人物性格鲜明， 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佼佼者。如今，虽然作品中文学以外的附着物，早时过境迁， 面目全非，但作者笔下的泥土气息，乡民风采，还能够留在人民记忆之中，颇能说 明一个深刻其实也很浅显的道理，只有文学之树常青，除此以外，无论当时如何花 团锦簇的表象，到头来总会淡却退色乃至消失，这是无可奈何，也足以发人深思的 事情。 经过了初步的摸索以后，这棵文学之树，到了一九五五年以后，进入了建国后 的第一个高峰期。任何文学的繁荣，都与时代大背景的宽松相对应的。五十年代中 叶以后，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地位提高，五年计划开始，百花方针确立，作为时代 测温仪的敏感作家们，自然耐不住寂寞。其实，作家的良知批表现在社会使命的忧 国忧民的一面，也表现在追求艺术的尽善尽美的一面，虽然这很可能成为一支双刃 剑，但任何一个不那么急于求成的作家，都宁肯力争两者的统一，而不愿顾此失彼。 加之当时流行的苏联文学中的“干预生活”潮流，对善于借鉴的中国作家来说，不 无吸引之处。 于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从《三月雪》（萧平）淡淡的哀伤开始，随 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组织部来了个年青》（王蒙）的问世。这篇令文坛、也 令国人刮目相看的小说，直到今天。我也相信与当时所谓的“干预生活”无其关连。 只是作家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青春之歌》以后，一次面对现实、直面人生的文学 尝试，而且立刻受到读者的强烈关注。因此给作家们一个启示，小说可以这样写， 也应当这样写。嗣后，一大批被称之日“毒草”的小说，便是这样地产生出来。 在这活跃的年份里，各式各样的小说，各式各样的写法，展现在中国文坛。作 家的文学触角，在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临场发挥，往往是由于良知的选择，而不大受 外界这种潮流或那种潮流的影响，这也是《小巷深处》（陆文夫）把笔尖伸向一个 绝对禁区的原因。事实上，常常是笔驱使作者，而不是作者驱使着笔，所以，《红 豆》（宗璞）把一段缱绻的爱情故事，很古典色彩地讲出来，大悖于当时流行的痛 快麻利的“革命”感情。 当然，“干预”这个挺天真的字眼，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作家和时代、社会、 群体的关系。但并不因此就可以说，作家和他心灵以外的世界，和他作为成员之一 的人民群众，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尽到某些责任。无论怎样虚空淡远，只要生活在 这块土地上，必得和这块土地结下不解之缘，或深或浅，或隐或显，谁也逃避不掉， 除了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那些直面人生的作家，必然会在作品里，表明对于生活的看法、判断、观 点、态度。作家的良知，促使笔下比较真实地反映生活罢了。文学门类很多，这类 作品也缺不得的。否则，文学与时代，与人民，与前进中的生活，还有什么呼应共 鸣、息息相关的联系呢？文学的作用，既不能看得太重，也不能看得太轻。我从来 不相信一篇小说，好会好到起死回生，坏会坏到如洪水猛兽；我也不相信从事文学 创作，只是为了玩玩儿，或者逗笑解闷，消食化痰，搓背擦澡，使人舒服。文学可 以多样化，全不动真格的是不灵的。动真格就是作家要评价生活，评价生活中的真 善美、假恶丑。一动真格，对不住，就保不准有什么不愉快在等着你。 短促的繁荣，如流星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一批作家的名字人文坛消失了， 另一批作家的名字，又出现在读者面前。好像这也是一条规律，每当中国作家们在 探索的路途上走得太远，招致质疑棒喝，处境危殆的时候，最有安全系数的做法， 便是退回到出发点去，田园牧歌，战争礼赞，常常是作家的一块福地。《七根火柴》 （王愿坚）以极短的篇幅，感人至深地传达出革命火种传递中的圣洁感情，因而编 入教科书中，被千百万学童琅琅诵读。而茅盾先生为之评介推荐的《百合花》（茹 志鹃），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手笔，使人们重温了炮火洗礼中挚爱的鱼水情深。 《央金》（刘克）中所写出的人格尊严与革命觉醒。《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 中意气风发的女性形象。《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以一波三折的笔墨，描绘出 来的儿女情长。《“锻炼锻炼”》（赵树理）中那幽默的语言，对于庄稼人的温情 调侃。以及《山那边人家》（周立波）的浓郁乡土味、《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 里的干部的高大形象、《新生》（林斤澜）中善良农民的素朴心灵，以及《关舍一 夕》（汪曾祺）诗化了的夜遇场景，这些作品，比起建国十周年正叫座的“三红一 创”的长篇小说盛况，也算一个势头不弱的景象。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剧烈变化，使得作家们来不及招架， 真有提笔不知何处落墨之感。仅以农村为例，一会儿深耕密植，一会儿公共食堂， 一会儿粮食多得吃不完，一会儿又赶上三年灾荒，害得《李双双》（李准）在改编 电影时，为跟上形势，不得不更换其中的故事情节。这虽是一则文坛轶事，但也说 明作家彼时的共同惶惑，不仅把握不住自己手中的笔，连个人如何去适应这个“一 天等于二十年”的激进得过头的社会，都无从谈起。因此，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 只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等回归史实、 伤时感世的篇章；《卖烟叶》（赵树理）、《赖嫂》（西戌）等写出真实农村、真 实农民的作品；《彩霞》（浩然）中那农家女如歌的行板，《长长的流水》（刘真） 里同志情谊，些许惆怅的漫想，还值得一读外，余者，倘非调子唱得很高的，如 “喝令三山五岳让路”的《红旗歌谣》式的豪言壮语；就是挖空心思，旋生旋灭的， 类似活报剧《十三陵狂想曲》式的应景文章。这都出自很负盛名的大家巨匠之手， 不能不令人对那狂热年代里造成的才华浪费、时光虚掷的现象，感到悲哀。 到了十年“文革”期间，文学之树进入了冬眠期，绝大部分作家无一幸免地被 批挨斗，关进牛棚，短篇小说虽然能在《朝霞》一类杂志上看到，但受到样板戏和 高大全式小说的影响，一副造反面孔，满嘴“文革”腔调，除令人憎恶外，别无可 取之处。甚至当年那些作者，如今对自己所写过的“文革”作品，也讳莫如深，努 力忘却。十年后期，《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与作者稍后一点的《乔厂长 上任记》所塑造出的硬汉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比揭开新时期文学帷幕的 《班主任》（刘心武）早了一年，于是领一时风气之先的荣耀，便不是机电局长霍 大道，而是谢惠敏等女中学生了。《班主任》在当代文学史上，标志着文学这棵大 树从沉睡中一觉醒来，重新振作，也体现了短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不辱它应负的 先锋作用和启蒙使命。 新时期文学开头几年，造成“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一时“洛阳纸贵”者， 悉皆短篇小说，这是很令人振奋的。自然不能不提到《伤痕》（卢新华）在报纸上 发表出来的短篇小说，它的题名竟用来标志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 于作品与时代关系，看得是多么密切相连。但是，若不看到“乍暖还寒时刻”，我 们这些人所写的东西，还存在着相当粗糙疏率的毛病，还留有思想禁锢太久的痕迹， 错误笑地以为全是自己作品的成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十个‘文革”所造成的文 化沙漠现象，读者饥不择食的迫切需求，渴望纾解的心灵，以及共同度过的艰难岁 月，能够产生相互间心有所通的共鸣，才是作品被广大读者关注的主要原因。当然， 作家职业的敏感，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值得提一笔 的《邢老汉和他的狗》（张贤亮），在写作时，作者还是一名劳改农场的农工，尚 未落实政策，就敢提起笔来感受春天，实在难能可贵了。 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新生期，若用王蒙这期间写的《夜的眼》和《春之声》两 篇小说的题名，来形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倒是非常形象的譬喻。新时期 文学的早期繁荣，确有穿出隧道尽头，顿现一派光明之感。文学之树至此才表现出 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生机无限，无所羁缚的生命力来。井喷之猛，泉涌之旺，五 十年来，还不曾有过如此精彩纷呈的盛况。 我们看到，《陈奂生上城》（高晓声）里那个具有阿Q基因的农民，堂堂皇皇地 进城了，再没有卫道士在他头上抡起“中间人物”的根子。《鲁鲁》（宗璞）是新 时期较早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无人振振有词地指责那条小狗，违背三突出 的创作规律；甚至作者的《我是谁》，是比较早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小 说，也不至于加以离经叛道的罪名。这一切，固然标志着思想解放的成果，也应赞 赏作家们往禁区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今天的一小步，常常是明天的一大步，到《破 戒》（汪曾祺）问世，那个小和尚出现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他开拓了我们当代 小说的写作路数。在文学园地里，只有一朵花，不是春天，文学要想真正繁荣，作 者，读者，尤其关心文学和指导文学者，就应该有忍受你并不习惯，并不喜欢，甚 至与你志趣旨味毫不相同的作品，有获得一席生存权的宽容精神，这才是促进文学 繁荣的惟一道路。 于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里所表现的农村里男女情爱的悲剧， 《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呈现代人城市中的校园浪漫史，都可以缠绵悱恻，潇 洒风流地从容写将出来，对比把爱情视同罪恶的“文革”样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 进步。《寻访画儿韩》（邓友梅）则以浓浓笔墨，掀开了传统文化复归的一页，与 -三十年代建设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努力，构成了薪火相传的关系。此风一开，逐渐 自成乡土文学体系，其中京味小说一派，应者甚众，也是以往所没有的现象。《高 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自然看重其机敏幽默和俏皮的笔墨。而《本次列 车终点》（王安忆）和《啊，香雪》（铁凝），作为这两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的成名 作，是有助于了解一个适宜的大环境，对于作者成长的过程，是多么重要。倘无良 好的文学氛围，年轻人由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翻开一 下《朝霞》杂志，便可知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并非没有爱好写作的人才，只是 到了八十年代，才为他（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于是，这棵文学之树， 不断有新鲜力量的进入，“问渠何得清如许，只因源头活水来”，便益发地婆娑多 姿，耸立中天，十分地有气势了。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短篇小说加之中篇小说，进入了收获的六年。这时，我到 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工作，参与过数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有幸介入 了这一小说创作的辉煌发展期的全过程。那几年里，新人佳作，纷至沓来，真有 “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感。似乎一昼夜间，中国的小说创作，走过西方世界一 个世纪的路程。也无妨如此断言，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和下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 活跃在文坛，富有生产力的作家，必是这批在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初期崭露头 角，而后成熟起来的作家。 老中青三代人共同绘制出短篇小说繁花似锦的局面。《小Ｄ》（孙芙夫）里的 深刻的世相观察，和用词遣字的精到；《溪鳗》（林斤澜）里浪漫的小镇风情，和 国画式的点染手法；《清高》（陆文夫）里感慨知识分子进入物质社会的惶惑无奈， 和冷峭的幽默风格，都显示着年长一代作家们的老当益壮。《坚硬的稀粥》（王蒙） 的机敏文思，调侃词语，与那篇“诗中有画”的《画眉鸟婉丽的鸣声》（叶楠）一 样，也说明文学路程并非全是康庄大道，“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永”的情况，也在 所难免。而《减去十岁》（谌容）所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 （张洁）那位洋人的百无聊赖，与他们早期作品里的诗意与激情相比，多了一份冷 峻和尖刻，也说明作家不会是一条停滞的河，总是在进展普，在变化着的现实。 《辉煌的波马》（张承志）里那无言交流的契合之情，令人心醉；《父亲》 （梁晓声）里那骨肉连心的亲情，使人想起来自清的名篇《背影》；而《厚土》 （李锐）里那土地的厚重感，和《一天》（陈树）里的小市民的烦琐感，都给人留 下了最普通的老百姓那生计艰难的印象。那么，《马车》（陈世旭）里教书人的蝇 营狗苟，奔逐竞争，与《汉家女》（周大新）的光明磊落、无私胸怀，又表明了世 态人情的复杂多样，性格志趣的各种色彩。继五十年代作家群后，知青代作家群， 在这个丰产的年代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经过“文革”的青年一代，后来握笔成为有生活，有才华，少拘束，创作力旺 盛的知青作家，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些作家普遍地表 现出学养不足，加之忙于写作，而补充不够，因而一鼓作气，再鼓而竭，难以持续， 黯然失色，很快成为明日黄花者，也就不少见了。 无论如何，知青一代作家，在八十年代中，为新时期文学贡献出多少佳作啊！ 具有民族色彩和文化含量的小说，如《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如《琥 珀色的篝火》（乌热尔图），读来视点独特，别开生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 如《老棒子酒馆》（郑万隆），如《年关六赋》（阿成），令人浮想连翩，情味盎 然。而《满票》（乔典运）、《五月》（田中禾），还包括《长乐》（聂震宁）、 《那人那山那狗》（鼓见明）、《一潭清水》（张炜）、《狗日的粮食》（刘恒） 等农村题材，也不再重奏五六十年代的牛背上清远的笛声，给人看的是严峻的真实， 和在发生巨变的土地面貌。像《命若琴弦》（史铁生）、《绝唱》（赵本夫），还 包括《归去来》（韩少功）、《火纸》（贾平凹）、《贤人图》（聂鑫森）等带有 文化意味的小说，也为这棵文学大树，推进了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追寻， 增添了文学的深度。至于《游神》（马原），《山上的小屋》（残雪）那种新锐小 说文本的实验；《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无主题变奏》（徐星）等新潮小 说的时代气息，都给读者带来以前少有的美学思考。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一定是位勇士。任何文学上的尝试，都是值得尊重和受到鼓励的。 八十年代，像《塔铺》（刘震云）、《鲜血梅花》（余华）、《女人之约》 （毕淑敏）这类知青和知青后的作家，都出手不凡地写出成熟的篇章，显示他们雄 厚的实力。进入九十年代，像《幼儿园》（丁天）、《雾月十栏》（迟子建）这类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走上文坛，使文学更加充满活力。作家的年轻化， 知识化，和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促使文坛出现令人欣喜的变化。作家写作的个人化， 自我意识的突现，使文学日益多样和丰富起来。虽然商业行为，使一些作家面对市 场而转产，但对艺术的追求，仍是大多数作家刻意为之的本情。有的营造个人独特 的写作风格，有的进行小说文本的改革试验，有的摆脱传统束缚，私人成为写作的 主体，有的虽还信守现实主义，但也不再是旧日模样。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莉）里城市生活的素描，《日午》（林白）里 艺术学徒的行止，《夜色》（莫言）里那想象力的扩张，《鸟类》（徐坤）里的寓 言意味，包括《银盾》（徐小斌）、《是谁在深夜说话》（毕飞宇）、《鞋》（刘 庆邦）等等，都有很多与众不同，也有与前不同的耐人寻味之处。现在，已经很难 用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时对于文学的单一要求来对作品进行排比。在短篇小说 领域中，出色的作品、优秀的作家越来越多，形式的变化、内容的拓展越来越大， 因而，短篇小说的前景，会越来越好，这是毫无疑义的。 最可贵的一点，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更热衷与世界接轨，更关注世界文学的进 展，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成分，使中国文学更加丰富多样起来，所进行的各式各样 的文学实验，绝对是一种好事。汉唐文化的兼容包含，南北朝时各族文学的交流， 证明了这是古已有之的做法。但借鉴与生搬硬套，学习与囫囵吞枣，终究是不同的 概念。一些作品中所追求的意趣，与读者的距离渐渐拉大，一些作家的小圈子化或 贵族化，和这块现实土地所负担的沉重，以及老百姓的感情，变得风马牛而不相及， 也许应该有一些清醒的自省。 回顾五十年文学中的最活跃的模式--短篇注说的历史，其实像一条河似的， 虽然总的趋势，是滚滚向前，奔腾不已，但不等于永远一路顺畅地流入大海。九曲 十八弯，或许是它的正常状态。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停滞或者倒退，也不是没有 可能，当然，也不必为之忧心忡忡，在一代代的作家手下，这条河终归要后浪推前 浪地向前流动。因为这是一条不竭的河，希望的河，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个幸与 不幸的过程，站得高些，望得远些，想得开些，那么明天会更好，就不再是一句空 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