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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和系上都乱作一团。尽管分配方案还没公布，有些人通过关系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于是，有笑的，有哭的，有闹的，有四处奔波找关系的，一切都乱纷纷的。我是平静的，因为我的命运我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系上的领导曾多次找我谈过话，想让我留校，但我拒绝了，请求把我分配在我要去的地方。领导当然再不会做我的工作，反而表扬了我。由于我和其他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因此全班同学还像往常一样尊重我。其他人之间就不行了，为了争夺一个好位置，或者怀疑某个人拆了自己的台，或者猜测某个人把自己已得到的位置挤掉了，明争暗斗，乱得像春秋战国一样。猜疑和怨恨弥漫在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们之间，这情景真叫人难受。我同宿舍的李虹，前几天脸上还阴云密布，这几天突然又阳光灿烂了，据她说是由于我不留校，这个位置分给了她。她说她要感谢我。我向她祝贺，并且指出她不应该感谢我。她学习不错，加上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又长年有病，完全应该留在家门口工作。 吃过晚饭，李虹从校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薛峰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到老地方去，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对我说。他并且在“重要的事”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我敢说他没什么太重要的事。要不，他不会写信，而会骑车来找我的。第二天吃过早点，我借了李虹的自行车，就向我们的“老地方”那里赶去。我们会面的老地方是南郊公园的大门口。但通常我们并不到公园去，而是在这里相会，然后一块骑着车子去省第三医院后面一块麦田的水渠边。那里已经到了郊外，非常僻静。应该说，这儿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地方”。这地方我们去过不知多少次。我们在这里看着麦苗泛青，发旺，发黄；然后又看着麦子被收割，套种的玉米又长起来，吐出红缨，怀上棒子。我们在这里说过甜蜜的悄悄话，并且也偷偷地亲吻过……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大街。 整个城市都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喘息着。即使有风从迎面吹来，也是烫热的。行人有气无力，边走边擦汗。大街上弥漫着一种懒散的气息。人们的精力和智慧也好像被太阳的热力蒸发了。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薛峰已经站在了那里，自行车撑在旁边，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书包，里面大概装着汽水、啤酒一类的饮料的点心。每次都是这样，吃喝的东西大部分由他买，但事后我给他钱。他花钱大手大脚，我得常给他支援。他看我来了，也不说话，就跨上他的车子。我们于是并肩骑着车子，到我们亲爱的“老地方”去。 路上，我问他：“有什么紧要事？” 他笑笑，说：“没什么，我想你了……” 我不好意思再看他，说：“才一个月没见面……你们实习完了？”“完了。已经开始进入分配阶段，整天驴踢狗咬的。你们那里怎样？”“情况差不多。反正咱们俩是世外桃源，没有人地来抢咱们的位置。”薛峰没说话，冲我淡淡一笑。 我们很快来到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水渠边的小白杨丛中，薛峰把汽水、啤酒和一些点心放在随身带来的一块小塑料布上，我们就像过去那样紧挨着坐在一起。树和茂密的芦苇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这里已经远离喧闹的城市，四周围静悄悄的。首先照例是无言的亲热。这一刻几乎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我们温柔的感情在心灵中静静地流淌。我记起了他给我念过的Ｍ·杜金的几句诗：一双目光深邃的大眼睛，闪烁得真是意味深长。沉默吧，你现在的沉默，比你吐尽言辞还会令我心明眼亮……过了一会，我问薛峰：“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要事？” 他又笑笑，没说话，回过头从身边的黄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这是昨天的省报。我很快在副刊上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和另外一个叫“轻松”的人合写的一首诗。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重要事是什么了。 我当然为他高兴。他的任何成绩都能引起我无法言语的骄傲。我不知为什么开始转弯抹角地盘问起他来了。 “这个‘劲松’是哪儿的？” “我一个班的同学。”他说。 “男的还是女的？”他大笑了，笑得把脸转到了一边。 “笑什么！你回答我！” “女的。”他仍然在笑。 我不言语了。你们知道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他又从书包里掏出个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没有接。他一下把照片堵在我眼前，说：“看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忍不住为自己刚才的醋意而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这就是劲松。” “是笔名吧？”“是的。”“真俗气！现在还取这么个笔名，一股文革味！” 薛峰把照片收起来，说：“他叫岳志明，父亲是咱们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说：“这首是他写的还是你写的？我真理解不了，两个人居然能合写诗！”“诗当然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为什么署他的名字？” 薛峰沉默了一下，避开我的问话，说：“我最近准备写小说。我觉得诗容量太小了……” “写好后再把‘劲松’的名字也署上。”我挖苦他说。 他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准备这样做的。” 我真有点难理解他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讨好这个人，是因为他父亲是大官吧？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和他的父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呢！” 薛峰不看我，拿一根树枝低头在地上划着，说：“他父亲没有什么，可他母亲……” “他母亲怎了？”“他母亲是省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主任。” 我一下子瞪住了眼睛，我惊异在看着在地上划道道的我的亲爱的薛峰。我敏感地意识到，是不是有某种变化将会出现在我和他之间？我同时也明白了，他今天的确有某种‘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但这并不是他所发表的那首诗。 我问：“这又怎样呢？” 他停止了在地上划道道，抬起头，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头，说：“小芳，让我直说吧，我们不能再回到我们当初说要去的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急着对他嚷道。 “我们要设法留在这个城市。只有留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她地发展自己。”“我们当初说过什么？” “是说过……”“你以前可从没改变过主意。” “正因为这样，一旦觉醒了，心里就更着急。”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我只是急着问他：“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当然，以前没认真考虑，也没事先做工作，现在就是想些办法。我和岳志明合写东西，就是为这个的。我答应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答应帮我和你办事。我想到《北方》杂志社去工作，你就留在林业学院……”“不！”泪水不知不觉已经涌满了我的眼睛。“我已经给学校说过，我不留校。现在留校的人已经确定了。” “这可以改变。”“不！不！不！”我当时只是这么嚷着，心里难受极了。我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尽管薛峰现在仍然用胳膊亲切地搂着我的肩头，但有一种东西已经横在了他和我之间，我感觉到了这个，不知为什么，却更紧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和伤痛漫上了我的心头，就像看见一种可怕的疾病缠在了自己亲人的身上。是的，我不会嫌恶和躲避他，我要想办法让他恢复健康。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已经慌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好像觉得他真的是病了，于是忍不住用手在他宽阔的额头上摸了摸。并不发烧，体温是正常的。我在急忙中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他，保好央求他说：“我们还是回家乡那里去吧！我求求你，一辈子在城市生活我们习惯不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回去反而会不习惯！”他插嘴说。“那就从我们的事业来考虑。我学的是水土保持专业，回到山区和沙漠就能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你搞文学，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这不是理由。你的专业在大学能培养更多建设四化的人才。我留在文学刊物也就可以使自己的才华不致湮没。从五四以来的许多大作家都是编刊物的。至于生活，只要有活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因此，这不能是我们不留大城市的理由。”他雄辩地说。“是的，这也许不是理由……”他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世俗了？我们所看重的理想，我们所看笪的献身精神，我们一直像孩子那样所珍爱的一切，你都一点也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我们现在不是孩子了……”他说。 是的，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亲爱的人！我们长大了，但我们却开始吵嘴，开始分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宁愿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孩子啊！ 我感到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我们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望着他那张漂亮的脸，意忍不住冲口说：“那咱们分手吧，各走各的路！”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也站起来，又忍不住扑在他怀里，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多么难受：为他，为我，为我们。 “小芳，回去想想吧，今天我们再不说这事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决定的。”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轻轻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顺从了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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