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备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

　　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决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地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

　　反正你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点儿喜悦也没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的头被按在水盆里，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是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

　　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如今儿子已经五岁了。我也已经三十九岁半了。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五岁多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儿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今年就该上学了。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我开始告诉儿子……

　　儿子九岁。明年上四年级。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一些事情。

　　其实我早已这样做了。

　　儿子爱画。于是有朋友送来各种纸。儿子若自认为画得不好，哪怕仅仅画一笔，一张纸便作废了。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有一天我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爸爸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张这么好的纸。爸爸小时候也爱画。但所用的纸，是到商店去捡回来的，包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裁了。自己订了。便是那样的纸，也舍不得画一笔就作废的。因为并不容易捡到。那一种纸是很黑很粗糙的。铅笔道画上看不清。因为那叫“马粪纸”……

　　“怎么叫‘马粪纸’呢？……”

　　于是我给他讲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几乎整整一代共和国的孩子们，都用“马粪纸”。一流大学里的教授们的讲义，也是印在“马粪纸”上的。还有书包，还有文具盒，还有彩色笔……哪一位像我这种年龄的父母，当年不得书包补了又补，文具盒一用几年乃至十几年呢？

　　……

　　“爸爸，我拿几毛钱好吗？”

　　“干什么？”

　　“想买一支雪糕吃。”

　　我同意了。几毛钱就是七毛钱。因为一支雪糕七毛钱。

　　于是儿子接连每天吃一支雪糕。

　　有一天我又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七毛钱等于爸爸或妈妈每天工资的一半。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总共吃了还不到三四十支——当然并非雪糕，而是“冰棍”。且是三分钱一支的。舍不得吃五分一支的。更不敢奢望一毛一支的。只能在春游或开运动会时，才认为自己有理由向妈妈要三分钱或六分钱……

　　我对儿子进行类似的教育，被友人们碰到过几次。当着我儿子的面，友人们自然是不好说什么的。但背过儿子，皆对我大不以为然。觉得我这样做父亲，未免的煞有介事。甚至挖苦我是借用“忆苦思甜”的方法。

　　友人们的“批判”，我是极认真地想过的。然而那很过时的，可能被认为相当迂腐的方法，却至今仍在我家里沿用着。也许要一直沿用到儿子长大成人。打算在他干脆将我的话当耳旁风的时候打住。

　　所幸现今我告诉了他的，竟对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次，儿子把作业本拿给我看，虔诚地问：“爸爸，这一页我没撕掉。我贴得好吗？”

　　那是跟我学的方法——从旧作业本上剪下一条格子，贴在了写错字的一页上。

　　我是从来舍不得浪费一页稿纸的，尽管是从公家领的。

　　那一刻我内心里竟十分的激动。情不自禁地抱住他亲了一下。

　　“爸爸，你为什么哭呀？”

　　儿子困惑了。

　　我说：“儿子啊，你学会这样，你不知爸爸多高兴呢！”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拉扯着我们父母的破衣襟，跟着共和国趔趄的步子走过来的。怎么，我们的下一代消费起任何东西时的那种似乎理所当然和毫不吝惜的损弃之风，竟比西方富有之国富有之家的孩子们要甚得多呢？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妈妈似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荒诞到这么认为了吗？如果不，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

　　我的儿子当然可以用上等的复印纸习画，可以有许多彩色笔，可以不必背补过的书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时就吃一支……

　　但他必须明白，这一切的确便是所谓“幸福”之一种了！

　　我可不希望培养出一个从小似乎什么也不缺少，长大了却认为这世界什么什么都没为他准备齐全，因而只会抱怨乃至憎恶的人。

　　无忧无虑和基本上无所不缺，既可向将来的社会提供一个起码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爷。

　　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再也养不起那么多少爷的。现有的已经够多的了！

　　难道不是吗？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