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

　　开幕词

　　今天到会的有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的，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面。过去不认识的人，今天可以坐在一起开国防委员会会议，这种情形是很可以想一下的。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很不满意我们，仇视我们。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胜利。

　　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建军和作战，联系到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中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兵役制度，现在有一个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文件还没有发下去。我们军队要提高，编制、装备要改进，训练要改进，而军队的训练是同国民军训相联系的。

　　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除苏联军队外，我们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

　　讲话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1]。新军有三十六镇，就是三十六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2]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3]。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八个军，黄琪翔、蔡廷锴[4]是四军的，程潜、李明灏[5]是六军的，唐生智是八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6]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7]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一九四八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为了看一看将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8]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对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9]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十九到二十三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10]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2]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一九五四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3]黄埔军，指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发展为八个军。

　　[4]黄琪翔（一八九八——一九七○），广东梅县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5]程潜，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一九五四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明灏（一八九七——一九八○），湖南醴陵人，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四团团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6]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前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7]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一九四五年十月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起义。起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8]指程潜。

　　[9]贺龙，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林遵（一九○五——一九七九），福建福州人。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率领所部二十五艘舰艇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