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地下

三十九

　　当他意识到王迎香恋着李志时，他心乱如麻；而他在知道李志有了爱人刘洋后，他的心里又平静了，像午后的水面，波澜不惊。总之，他是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在感受着她，观察着她。在敌人内部工作时，他没有精力去体会这一切；在战场上，他更没有空闲去揣摩，而理清自己的情感应该说还是在养伤的这段时间。说是理清了，也不太现实，只不过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她的次数更多了一些。

　　剿匪团的谢政委，名叫谢忠，三十出头的年纪。谢忠看上去就是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戴着眼镜，留着小平头。他在剿匪团应该是年龄最长的一位领导了，他的阅历也最为丰富，红军长征到腊子口时，谢忠参了军。

　　参军前他是腊子口的教书先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便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然后又深入到敌后去开辟根据地，当过排长、指导员。后来，内战全面爆发，在这八年的时间里，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团政委了。

　　谢忠政委表面上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多么大的急事到他这里，都会被他梳理得井然有序。你就是个豹子脾气，想急也是急不得。

　　剿匪团开赴到东北后，他们才意识到这将是另外一个战场。东北山高林密，土匪大都隐藏在山里。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想消灭这些残余力量，的确要费些功夫。

　　东北作为最早解放的地区，大部分已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百姓安居乐业，一个崭新的政权，正在东北的大地上缓缓地竖立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土匪们不甘寂寞，想利用这太平盛世大捞上一把。解放初期东北土匪人员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当地匪患，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已扯旗报号了；还有一部分给日本人当过伪军或汉奸者，在日军投降后，明白自己不会有好下场，就拉起人马躲到了山沟里。而这里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那些国民党被打散的余部，成建制地被保留下来，藏到山里打起了游击。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彻底失败，他们自然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现实，甚至打算倚仗这些散兵游勇，发誓日后必将重新夺回失地。这些国民党残余力量装备精良，有的部队还有轻型火炮、电台，他们随时和重庆方面保持着联络，重庆方面也给这些坚守者许下了许多空头支票，委任了不少的中将、特派员。

　　国民党为了给中将、特派员等打气，还派来了飞机，空投下大量的物资和武器装备等。于是，这些败将们似乎看到胜利的曙光，一时间情绪高涨，在山野的林子里伺机而动。他们不停地骚扰地方政府，绑架、暗杀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甚至为了长期在东北站稳脚跟，还不遗余力地收编了山匪，这些土匪大都有命案在身，他们心里很清楚，无论谁掌权，都不会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就这样，在这些财大气粗、武器精良的国民党败将的感召下，大都归顺了。一时间，东北匪患不绝，到处是乌烟瘴气，把新政权搞得鸡犬不宁。

　　东北的剿匪工作迫在眉睫。在南下的大军中抽调了十几个团的兵力，杀回东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剿匪工作。

　　刘克豪的剿匪团就是剿匪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奉命驻扎在帽儿山下，这里有一股土匪十分的猖獗，数天前，他们把去省里开会的李区长和警卫员绑架到了山上。三天后，李区长的人头就被挂在了城外的一棵树上。

　　当地的武装曾进山围剿过，在山里激战三天，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伤亡数十人。

　　王迎香一到帽儿山便听到了这些情况，她从马上跳下来，倒提着枪，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帽儿山喊道：你们等着，不出三天，我让你们一个个都爬着出来。

　　谢政委却不急不慌的样子，他让参谋展开地图，上面对每一座村庄、每一条小路都一一作出了标注。他把刘克豪和王迎香喊到一起，商量着布署战斗的计划。

　　王迎香很不喜欢谢政委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她挥挥手：没工夫扯这闲天儿，你们下命令吧，我打头阵，要是不捉几个活的回来，你们就撤我的职！

　　几个人商议的结果是，要做到万无一失，首先要摸清敌人的兵力和驻扎地。这样一来，就要捉舌头了。这时候，刘克豪向政委请战了，捉舌头一定得亲自出马，理由是他曾是侦察连的，对捉舌头有十足的把握。

　　王迎香对刘克豪的看法不敢苟同，原因是她打过游击，端过日本人的炮楼，有充分的敌后经验，要去也得她去。

　　两个人争执不下，球就踢给了谢政委。谢政委是剿匪团的党委书记，刘克豪和王迎香都是党员，是党员就要在书记的领导下，由谢政委作最后的拍板，两个人是同意的。

　　谢政委扶了扶脸上的眼镜，分析道：刘团长是团里的主官，亲自去，要是有个闪失，谁来负责领兵打仗啊？

　　他的提议马上受到了王迎香热烈的响应，她附和着：这么个小事，哪有主官出场的道理？要去，还得是我去。

　　这时，谢政委又把头转向王迎香道：王副团长虽然不是主官，但是个女同志。女同志进山，敌人会怀疑，万一抓不来舌头，被敌人抓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