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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文集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 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 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 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 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 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 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 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 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 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 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 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 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 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 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 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 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 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 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 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 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 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 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 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 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 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 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 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 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 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 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 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 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 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 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 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 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 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 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 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 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 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 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 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 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 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 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 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 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 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 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 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 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 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 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 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 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 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 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 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 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 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 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 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 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 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 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 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 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 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 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 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 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 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 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 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 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 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 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 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 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 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 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 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 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 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 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 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 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 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 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 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 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 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 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 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 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 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 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 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 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 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 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 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 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 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 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 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 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 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 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 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 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 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 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 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 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 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 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 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 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 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 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 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 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 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 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 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 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 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 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 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 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 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 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 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 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 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 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 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 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 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 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 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 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 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 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 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 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 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 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 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 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 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 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 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 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 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 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 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 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 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 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 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 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 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 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 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 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 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 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 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 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 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 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 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 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 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 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 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 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 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 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 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 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 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 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 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 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 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 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 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 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 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 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 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 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 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 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 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 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 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 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 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 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 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 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 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 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 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 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 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 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 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 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 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 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 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 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 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 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 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 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 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 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 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 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 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 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 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 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 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 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 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 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 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 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 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 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 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 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 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 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 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 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 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 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 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 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 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 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 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 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 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 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 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 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 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 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 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 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 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 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 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 的，将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 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 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在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 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 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 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 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 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 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 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 《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 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 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 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 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 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 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 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 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 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 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 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 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 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 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 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 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 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 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 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 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 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 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 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 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 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 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 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 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 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 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 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 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 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 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 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 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 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 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 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 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 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 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 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 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 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 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 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 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 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 《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 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 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 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 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 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 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 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 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 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 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 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 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 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 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 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 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 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 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 “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 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 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 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 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 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 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 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 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 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 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 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 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 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 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 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 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 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 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 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 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 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 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 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 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 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 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 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 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 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 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 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 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 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 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 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 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 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 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 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 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 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 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 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 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 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 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 《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 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 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 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 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 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 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 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 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 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 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 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 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 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 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 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 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 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 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 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 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 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 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 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 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 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 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 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 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 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 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 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 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 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 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讯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 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 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 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 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这就是 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匾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 跃着。 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 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 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份里，工 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 文的、架着(王秀)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 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 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 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 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 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 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 之见，多少揣着防守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 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 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 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 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 成群的知青。 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 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 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 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 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 此处是淮，浍，冲，通，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 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 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 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 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消样，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倘佯 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儿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 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 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 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 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 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 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 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 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它“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 化的睑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 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 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留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 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 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 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 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 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地的吸引力。而大虞 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 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 无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 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 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 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 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 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财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 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 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 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 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 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 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 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 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 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 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 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 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 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 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 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 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 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 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 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 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 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 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 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 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 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 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 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 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 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 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 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 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 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 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 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 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 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 续。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 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 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 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时期的写作的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 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 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 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 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 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 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 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 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 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 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 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 被放达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地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急着晚期的结核病。 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区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 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 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 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 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 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 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 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 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 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 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 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 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砺，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 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收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 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 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 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 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 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 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 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 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 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 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 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 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 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 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铮亮。他也是戴(王秀)琅 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 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 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使是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 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 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 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 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 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育了。这时候的上海话， 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 观念，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 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 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潮气。可他， 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 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德目染，精心学习的结 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 中间。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 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 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 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 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 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 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 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 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 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 他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 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 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 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 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 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 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 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可 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 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 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 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 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 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 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地不敢向 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 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 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的，说着戏剧上的典 故术语，我们完全插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 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 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 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 样单一简陋的箱箱。他们是要色彩丰富多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 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 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的上海话，讥讽着这 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 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二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 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 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 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 是物价。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 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 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 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 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 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 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轮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 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 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 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 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驮。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压 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 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铺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 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 着绿生生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昧，就是酒糟的气味。 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槽，空气里充满 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 烈的酵气，酸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你还没摸着头脑，就一下子被这老八股的糟味 罩住了。这样，你就算进了城，进了这个荒凉的繁荣县城，开始了你的隐居的时代。 五河县中有许多怪人，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这个县城中学有了才情。因要容 纳这许多特异的性格与经历，它不得不开放了思想，于是就变得自由了。不要以为 在那个政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谈自由，也是可笑的，将就的。 其实，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 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 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 志的主宰的背阴处。它们不是书写历史的，它们书写的只是些随风而逝的私人生活。 可它们真的很活跃，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这样。五河县中就是证明。 五河县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几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专。因都是阔大的平房， 每一排房屋之间的间距也都宽阔，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开阔。前边是教学区，后 边是教师住宅院，中间是学生宿舍。县中一半以上是乡间镇上的学生，他们大多住 校。镇上的学生用粮票及钱领饭票，乡里的，则从家里带细粮来交到灶上，换取饭 票。在我们乡间，供一个孩子读县中，须将全家全年的细粮集中起来，还要欠些。 所以学生们大都有个干粮袋，装着豆面，林面，芋干面的馍，充实口粮。尽管是这 样艰难，乡间也还有积极供孩子上学，能上县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这是有着上千 年耕读传统的乡间，在路上，遇姊妹尊称“大姐”，男孩子的尊称是“学生”。也 因此，这里尊师成风，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五河县中的怪僻性格，也 是在此纵容下，才得以发展的。这有些魏晋风的，时代也有些像，却是尊师重教的 民情，熏出来的名土风气。现在想来也有些吃惊，这些生活在偏僻在落里的孩子， 何以能面对了这些怪脾性，不惊不怪，从容处之。其实，骨子里都是有教化的，性 情深厚，一点不轻浮，特别有肚量。在校舍间，规规矩矩走着的都是学生，那疯疯 癫癫、歪歪斜斜的，却是先生。在礼仪和做人上，学生是老师的老师。 五河县中的老师，来路很杂。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档案，就会发现每一个的历史 都很复杂，来到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罪贬的性质。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默契， 从不互问来历。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头上各有一爿天，各有 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参与。时间长了，难免会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紧，谁也不 干预谁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县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见面如同路人， 但内里其实团得很紧，有着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农机厂的自 由不同。农机厂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式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意思， 带着点破坏性，风格比较粗鲁。这里却是有着些家底，带着些享乐主义，难免是沾 点颓废的边，但还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愿放弃。这两种都含有些尖锐的东西，前 种宣泄得比较厉害，因此便所剩无多，反而调和了。后种表现得很温和，比较节制， 结果是在继续培养和生长。这也是因为后种的尖锐要更加深刻，源远流长。也许是 这两种之间掩藏着我们所不觉察的前后继承的关系吧，我们农机厂的圈子渐渐倾斜， 转移五河县中，知青的桥梁作用也为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代替。 我们这两个地方开始走动起来，并且热情渐高。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一名复旦大 学新闻系的六七届毕业生，这学校和这专业都令我们瞠目结舌。在我们这些乱世少 年心目中，那是不复回返的光荣与梦想。时代已经荒芜到头了，再不能有什么耀眼 的辉煌。他在我们眼里，是前朝遗民，带着盛世的余辉。而且，而且他不止是一名 新闻系的学生，他还是一名反动学生。他所以分配到这个贫瘠的县城，就是因为他 的反动学生的身份。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在这种偏僻的所在，许多概念都会变得 模糊和隔离。“反动”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它非但不使我们提高警惕，反使我们激 动起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抽去了具体的性质，剩下的只是一些审美性的含 义。比如“受难”，比如“受罚”，还比如“叛逆”，“叛道”。好了，这足够刺 激我们的好奇和虚荣了。我们缠住了他，一有机会就到他的房间，守着他，眼巴巴 地望着他，等待地吐出骇世惊人之语。可是，一切竟很平淡，他说的尽是一些你我 他都知道的内容。而且，他一点不比我们更激进，也不比我们更有热情。他甚至有 些市侩的习气：吝啬，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他是较为敦实的矮个子，梳偏分头， 脸部的轮廓不是不鲜明，而且有些多肉，就变得浑圆了。他说话有时会带出几句切 口，明眼人就可看出他是生活在上海这城市，大墙背后的狭弄里的小市民堆里。他 还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性，比如他一身上下笔挺，皮鞋铮亮，可是与人合住的宿舍却 可以不扫地，不铺床，不洗碗。这不是落拓，而是邋遢和懒惰。尽管我们承认，这 些都不要紧，都是他的个性和特质，可是这些特质说实在是有点叫人倒胃口。然而 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他，我们其实并不十分知道，我们遇到的，究竟是 谁。 后来，我们回上海探亲，与人谈起了他，那人几乎是惊呼了起来，说道：原来 他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是我们将他藏匿了起来。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驱，红卫兵 的一员，所有的革命的起落跌宕都在他胸中一本账。那人告诉我们，当年在文化广 场召开过他的专场批斗大会，斗大的字写了一条街的围墙，写着，打倒反动学生某 某某。某某某就是他的名字。这名字可是振聋发聩的。那人怀恋地谈起他的政治主 张和理论原则，以及他所组织的盛大的行动。革命真的是狂欢节，而他是狂欢节的 首领，坐在众人拥戴的宝座上。那人遥想过当年，便急于倾听他目前的情况，还有， 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很惭愧我们一点也说不上来什么。他的表 现极一般，没有什么是值得加以描绘和渲染的。这完全可能是我们缺乏洞察力的缘 故，我们没有觉察，在我们身边发生着什么样的历史性的人和事。不过，还有的是 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这是历史赐予的良机。那人失望过后，又继续 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他的道听途说。他出身于工人世家，可尽管如此，也没有减轻 对他的处罚。他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销声匿迹，却原来是到了我们那里。 那人又一次这样说道。甚至，就连他的家人都没能幸免受他株连。他的弟弟，一所 著名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说来也奇怪，这个三代工人的家庭里，尽出高材生，孩 子们大都学业出众。他的弟弟本已经参军入伍，连军装都穿上了，编进了新兵连， 却因他哥哥事发，脱下了军装，去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 就这样，我们带着新的认识和崇敬再回到他身边。可是情形依旧，没有变化， 没有新的升华发生、由于日渐捻熟，他益发显得平常，以至庸俗。他和他的同屋常 生龃龉，都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通常是发生于女人间的。比如，将吃剩的鸡骨 鱼刺扫到同屋的床下，用了同屋打来的开水，湿衣服挂在了对方的箱子上，蚊香燃 着了人家的床单，等等。这些事倘若在关系好的时候，至多只能算是恶作剧，大可 忽略不计。可当关系有了裂缝，彼此生出成见了，性质便不同了，就变得比较严重 了。平心而论，他虽是历史的风云人物，可在日常生活中，实在乏善可陈。他有一 种上海人称做“精刮”的做派，就是出不敷入。只占便宜，不肯吃亏。其实呢，亏 都不是大亏，便宜也就是小便宜，算大账是划不来的，但小账上确实有盈利。眼光 是短浅的。这就叫“精刮”，大大有损于他的形象。所谓“风云人物”毕竟只是个 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是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学校奉上级旨意，将有政治问题的 人集中起来，脱产办班，学习改造，历史的严峻性才又回来了一些。人们重又恢复 了对他的热忱，从中体验到激昂的感情，连他的同屋也放下芥蒂，对他说，你全力 以赴会对付学习班，你的营养问题由我负责。从此，杀鸡宰羊，日烹夜调。然而， 学习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严酷。学校显见得是走过场的，念念文件，训训活，每个 人谈谈思想，仅此而已。气氛相当宽松。回到宿舍，又有美味给养，大饱口福。这 样过了几天，形势就淡了下来，提供营养的那一位积极性也感受挫，便懈怠了，他 倒反有些不满。那一位想，又不是我该你的，情形竟比先前更紧张了一些。好在， 学习班也到头了，各回各的班里继续上课，一切恢复原状，总算没有酿成新的事端。 他的同屋也是那一日登上县城码头的，四十个中的一个，是师范学院体育系七 ０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经历的传奇性，都比不上他，但这一个却具有着个性的 色彩。他是上海街头真正称得上时髦的人物，是骨子里头的时髦。他的发型是板刷 式的，平平地推过去。他总是赤脚穿一双夹趾拖鞋，这一个装束和那个“哲学奇才” 相同，但效果有所区别。“哲学奇才”是名士派的，这一个则是嬉皮风的。他的裤 腿一高一低地挽着，脖子上挂着一把吉他，是西班牙式弹奏法，然后，很讽刺地弹 奏《东方红》，将其时的国歌弹得很是颓废。他出生在一个私产者家庭，一九四九 年以后家道中落，从原先的花园洋房迁入嘈杂长弄里的一幢弄堂房子。每天放学回 家，他从后门走进潮湿阴暗的底层客堂，后阴沟涨溢的污水气味一直漫进房间。母 亲在二楼卧室开着无线电，唱的是京剧。成年后，他一听到京剧，就感受到一股没 落的气息。他是在新政权的阴影中生长起来的一类人，心底是压抑的，对社会也是 游离在外的，抱着漠然的态度。他虽然没有成为“反动学生”，其实是比那一位更 具阶级异己的性质。那一位是处在政治社会的中心，成为对立面仅只是历史的误会。 这一个则是真正的边缘人，他所以没有沉沦到底，那是出于享乐的天性。他爱玩， 游泳，唱歌，船模，排球，等等。他对生活还是有兴趣的，在这个沉闷的县城里， 他都因地制宜地找到了快乐，那就是钓鱼。他扛着鱼竿去钓鱼的样子，真的是很迷 人。他对生活的认识是感性和具体的，注重细节，这使得他对政权的不满，不会概 括归纳为抽象的理论，从而招致危险。这种不满，在他竟是表现得很有人情，那就 是，他对所有的失意的人施以强烈的同情和关怀，尽管有一些失意并不完全出于政 治的原因。他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容忍了他那位同屋的恶习，而终于相安无事。 在五河县中，受他庇护的，还有一个老教师。老教师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 现在学校教数学。他至今保持着黄埔军校严格规范的操行传统，衣着特别整齐，从 不见他敞领捋袖的。在最炎热的夏天，他走进课堂也是穿着中山装外套，领下的衣 扣，扣得严严的。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绝对一丝不苟，有一个字说差了，也 要纠正重来。他早年丧偶，自后没有再娶。天好时，他将被褥箱宠搬出门外，支一 张凉床晒霉气。在他的箱子里，有一个绣花绷，显然是他亡妻的遗物。体育系七０ 届生看了，很受感动，便暗下决心，要负起保护他的责任。他年老体衰，但身住一 室。五河县中校舍很大，宿舍间距较远，又是在县城边缘，靠近农田。体育系生想 搬过去，与他同住。可老黄埔生独处惯了，并不欢迎有人进驻。体育系生很能理解， 以为这是一种高尚的习性，不像他那位复旦的同屋，全是低级习性，不尊重自己， 也不尊重他人。可是他又不放心老黄埔生一人独住一室，考虑良久，就交给他一个 叫操的哨子，嘱他若遇到紧急情况，就吹这哨子，他将闻声赶到。老黄埔生也受了 感动，他对这上海小伙子生出些喜欢，可长期的单身生活，已经使他很难与人深交。 倒不是有什么防范心，而是不习惯。但体育系生则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他，并且也取 得了他的了解，不是有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吗？有一些晚上，他提着酒，端 着新烧的菜，到老黄埔生屋里，二人开宴畅饮。喝到深处，老黄埔生红了睑，眼睛 里也有了水光，有些倾心相告的意思，结果还是什么也不说。不过，对这样的晚宴， 他终究表示出了兴趣。这样，他们这一老一少，就成了莫逆之交。虽然，彼此相知 甚少。即便是喝酒喝出了眼泪的这一刹那，心和心还是隔得很远的。 老黄埔生像影子一样生活在这县城中学里，他严己律行，留给人们的依然是单 薄的印象。他倒是颇有些相似，前面说过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写作的“小说”， 那个压面条的老人。只是后半截与知青深交的情节不像，那是来自我们年轻和温馨 的想象。我们良善地期望去打开一扇扇紧闭的心扉，好安慰寂寞的心。我们并不知 道，真正的孤独是不留一线缝隙的，他们将孤独坚持到底，永远居住在黑暗的影地 里，这就叫隐居。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居住着多少影子，我们知道的只是万分之 一。它们隐人隐居地的夜晚之间，当太阳出来，天地大明，就已改换了声色。那小 说里所写的，最后留下的坟墓，更是天真的文艺气，教条的浪漫主义。事实上，什 么坟墓也没有，隐居是不留纪念碑的。 年轻的体育系生后来有了恋人。时间进入了一个阶段，县城里的外地青年突然 开始了恋爱。就是这么些人头，际遇都是有限的。倘有一对发生变故，就可能推翻 全局，打散所有的组合。这样的调整甚是波动，要大大地乱上一阵才可达到新的平 衡。这些外来者的恋爱使县城的空气活跃起来，城外的田野小径上，留下了年轻而 开放的恋人们的身影。这情景是带有戏剧性的，人们像看电影似地看着，怀着嘲讽 和羡慕。在所有的恋爱画面中，体育系生和他的女友，无疑是出众的一幅。他的女 友就是农机厂那一拨里的，压面条老人的小说就是出自她手。他们各自都拥有着追 求者，但当他们真正结对的时候，各自的追求者便都识时各地退出了，不再作徒劳 努力。他俩走在城郊的田地里，照县城人的话，就是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就此，也 可看出，人们对他们的恋爱抱着的审美的态度。这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欣赏的， 也是爱护的。没有人想要去破坏它，至多是，有调皮的好奇的孩子，要去撩拨一下。 这有些类似现在的追星，就是说，看看电影上的人物，真相究竟如何。有一回，学 校英语老师生病，教务处让体育系生去代课。这堂课是教的名词，体育系生教得很 生动，不仅讲了大纲上的那些，还增添了许多别的内容，涉及到古今中外的名人， 名胜。告诉道，这在英语里怎么说，这在英语里又怎么说，课堂气氛也相当活泼。 忽然，有一学生举手提问：某某某，英语应当怎么说？这某某某，就是农机厂的， 他的女友。这问题提得相当俏皮，而且大胆，具有挑衅性。体育系生愣了有那么几 秒钟，然后大步上前，揪住那学生的衣领，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学生，滚出去！说 着，就把他拎了出去，推到门外。这一幕发生得那么突兀，还那么出格，可是没关 系，课继续上下去，并没有受什么影响。事后也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人来告他体罚 学生。这地方就是这样尊师重道。 在他的班级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要比其他孩子年长几岁，已接近 青年，加上他身材高大，体格成熟，看起来又要比实际年龄年长。他是一名中央高 级干部的孩子，在上层派系斗争中，被贬罚，全家下放到此乡间。两个姐姐接知青 下放政策在农村劳动，他则到县城中学继续求学。其实他已过了读中学的年龄，这 年大约是十八足岁吧。他也不时常来校学习，而是四处游荡，并没有什么目的的， 走到哪算哪。有一回，在轮船上遇我和姐姐去蚌埠办事，他便也随我们去到蚌埠， 在我们蚌埠的朋友家住下。这实在相当冒昧，好在他有着许多中央上层的内幕新闻， 又很会聊，吸引了人家的兴趣，也就接纳了他。他很有些没落的世家子弟的习气， 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心里还是瞧不起人家的。虽然是一无所有，却也什么都不在 他眼里，对什么都没有敬畏之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是凭着这样的赖皮式的 信心，四处游荡。当他认识了体育系生在农机厂的那位女友后，就开始接二连三地 上门，坐在人家的宿舍里，吃饭时也不走。他说小是个大男孩，说大也可算是个青 年了，个子又大，在宿舍里一占就占去一大块，十分惹眼，不免会引起非议。终于， 在一堂体育课上，体育系生在全场列队前面，将他训斥了一通。体育系生斥道：你 搞搞清楚，你是多大的一点人，轮得上你吗？等等。他再是高干的孩子，再是纨绔， 终究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处在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年龄，特别渴望长成一个真正的 男人，因此不免会因自己的不成熟而自卑。体育系生的话无疑是指到了他的痛处， 他红了脸，梗着脖子，却说不出一句话。体育系生还不放过他，又将他搡了一把， 警告道：再看见你去农机厂，决不饶你！从此，他便从农机厂绝迹，进而从县城绝 迹，也不再上学了。 这样的师生对峙的场面，在五河县中也没引起什么轰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 合理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很多怪人怪事在这里上演，这只是其中的一幕。这里 不仅师承了严肃端正的儒风，也师承了放荡不羁的老庄，有着这些准备，什么样的 乖戾都可容忍了。但这乖戾，是必以知识作前提的。那个时代确实扼杀知识，许多 文化的传统被灭绝掉了，成了文化的荒漠时期。可是，在我们县城这样的地理的夹 缝里，倒正好相反，被排斥逐杀的文化和知识，退居到了这里，比平时更加聚集起 来，变得突出和鲜明。要说，正是这种夹缝样的地方，才是藏精蓄锐的地方。它们 有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是这种固定不变，保护了我们人类积攒了很多时间的优 良的素质和训练，使其不至流失，得以传继。你要是走过淮河，乘着轮渡，轮渡扯 着呜呜咽咽的汽笛，缓慢地行驶着，那缓缓退去的两岸，和两岸间的笛声，就有些 像这种固定不变。拉水车在河滩上，淋淋沥沥的车辙，也有些像。 在五河县中后排的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个右派。他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 生，在上学期间戴上了右派帽子，被下放到安徽劳动。在农场里结识了安徽省医学 院的女大学生，女大学生义无反顾地跟定了他，毕业分配放弃了留省城合肥的机会， 跟着结束劳动的右派的他，来到了这个县城。右派在学校里教英语，右派妻子在县 医院当大夫。这位妻子出身于诗书礼仪之家，从小生长在合肥。自从跟上了右派， 便学会了一身市井泼妇的本领。当人家欺负右派时，她便挺身而出，可堵着门骂天， 骂得人不敢出门。其实人家欺负右派，倒不止因为他是右派的缘故，他本是一个软 弱的人，命运又不济，不免就萎萎缩缩的，凡事都退让在先，别人自然就要进了。 现在知道他老婆厉害，就不敢再冒犯，两头算扯平了。但这也并没使她就此恢复闺 秀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做派，生活依然是艰难的。她接受的不仅是一个右派，还是一 个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右派是上海人中“江北人”的那一类，生活在棚户区中， 干着这城市里最苦最累最下贱的营生。他们大约是三代人才供出一个大学生，不想 折戟在右派这回事情上。但他并不能够因此推卸作为长子长孙的养家的重任，他每 月的工资，要供祖父祖母生活，弟妹读书，还有多病的母亲的药钱。于是，右派的 妻子不得不锱铢必较，为一分钱，和菜贩肉摊争得不可开交。她的一儿一女也像乡 里孩子一样，上学时带着一个搂草的竹耙，一路走一路耙，将路上的碎枝草秸，搂 回家烧锅。有人笑话孩子，她就又冲到人家里去骂，骂得人不敢吱声。可是这一切 都没有使她丧失乐观的天性，她依然笑口常开，快快乐乐地打发着艰难的时日。她 很有幽默感，即便是叙述自家的窘境，也是带着快乐的风趣的口吻。贫困也没有妨 碍她赤诚待人，她依然很好客，总是拿出最好的待客。贫困其实是比政治上的落难 更压榨人，使人丧失自尊。而她将外表磨得粗糙了，就像是有了保护层，她始终保 持着人格的独立完善，不受侵蚀。只有贫困生活养成的极端节俭的习性，伴随了她， 直到境遇彻底改善以后。这就不免要出很多洋相，她自嘲地说给人听，一边说一边 笑，直笑出了眼泪。 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摘了帽子，得到改正。他的一九四九年跑去台湾的老兵叔 父，也联络到了他们，然后，这一年的夏季，就到沪探亲。这年的夏天，上海特别 炎热，好像掉进了火炉。他们一家特意赶来上海看望从未见面的叔父，叔父请他们 在他住宿的宾馆里吃饭，接着他们就要回请。宾馆这一顿并没有给右派妻子留下什 么好印象，只觉得繁琐的杯盘碗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正吃得好好的，忽然 却要换碟子。殷勤的服务也使她不安，小姐蜡烛似的戳在身后看着，吃饭怎么吃得 下去？不菲的价格更令她触目心惊，深感造孽。于是，她决心回请的这一顿，在自 己家中进行。她从前三天就开始置办酒席，买了三只鸡，一条猪腿，一木盒鱼。那 时，家中也还没有冰箱，东西有一大半变质了。到了那一日，天气热得可怕，叔父 与他的的老伴，乘着出租车，百折千回地在陋巷深处，找到了他们家，然后走进火 烤似的水泥屋顶的平房，坐在条凳上，面前一大片热气腾腾的鸡鸭鱼肉，几乎摆到 桌沿上来，倒是一点不掺水的，实实在在。可炎热败坏了人的胃口，又已经是年过 七旬的老人，流汗流得几乎虚脱，最终也没能动了三五筷，便打道回府，匆匆结束 了这餐宴席。 后来，他们全家离开了五河县城，溯流而上，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城，在那里 一所大专院校供职，此后沓无音讯。以上说的那些人后来大都离子了这个偏僻的县 城，去到各大城市，可是他们依然带着隐居的影子，走哪，带哪。他们的历史明暗 相间，隔成一段一段的，他们全都默默无闻。 在我后来居住过的苏北城市徐州，根据传闻，我们在夜晚穿街走巷，来到一座 大杂院的背后。那里有一扇朝北的窗户，糊着旧报纸。由于大杂院坐落在台基上， 那扇窗就离地面很远。大青石的墙壁陡立着，墙面很光滑，没有可攀附的，好让我 们爬上去，接近那窗口。我们只能伏在窗下，耳朵贴贴在墙缝，等待着。人们说， 夜深的时候，窗户里会有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去了几 次，也没有听见过一回。我们就贴着那堵高墙，守至夜半。窗户里非常寂静，耳边 只有风声。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也不知何为“第五交响曲”， 可我们就那样虔诚地等待着。我们完全相信，在这条莫名的巷子里，有可能潜伏着 莱茵河畔的那位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