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区，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穷得丁当响，没有稿费一说。后来，边区政府还是尊重作家劳动，发“边区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进馆子，请朋友高高兴兴吃上几碗羊杂碎，怪有滋味的。无所谓纳税不纳税。
解放了，进城了，以货币的形式付稿费了，虽然那时的税收政策已见雏形，但是对作家并不实行征税。1951年出了一件大事，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归个人所有，而且不征税费，但是丁、周二人高姿态，丁玲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周立波把他的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儿子阎力、女儿阎荷都在作协幼儿园里长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现在，作协的老同志们还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100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了。那时，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却较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应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就是第一个带头响应的人。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到了下半年，出版社停止给右派分子发稿费。艾青就碰到这件倒霉事。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右派分子的稿费，作家协会也停发艾青的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好在艾青事先已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拿到手。但是，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高瑛问艾青：“你的书不准出版了，文章不准发表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花完了怎么办？”艾青说：“不必想那么远，活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反右末期，张天翼等作家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记得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拥护的大字报。
反右之后，又开始发稿费了，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稿酬一般是千字10元～20元，茅盾等知名作家最高开过40元/千字。三年困难时期，稿酬降低，困难过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稿费标准尚差可人意，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册子《悲壮的＜红岩＞》，得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一切债务，还有节余。
1967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即恢复稿费制度，虽然低稿酬，但聊胜于无，不缴税，作家欢天喜地。进入80年代不久，稿费收税了，“以800元为限”，作家们耳熟能详。渐渐地，人言啧啧，啧有烦言。198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稿费太低税太高》，大意如下：
我国实行“低稿酬”，现在是“低低稿酬”。为什么变成“低低稿酬”？稿酬标准跌了，物价涨了。再加上所得税费较高，一本书惨淡经营有幸出版，实际所得不过寥寥，作家叫苦。
低稿酬又加上低工资，作家很难富起来。
《创业史》30多万字，出版以后，按当时低稿酬的标准付酬，柳青变成万元户，他用这笔款子捐了一座公社医院。现在出版《创业史》那样厚的一本书，稿酬3000多元，缴纳所得税600多元，不算请客吃饭答谢亲友，得“大洋”不过2000多。而这样一部书能够写成，“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煞费苦心，多少个日日夜夜呀！
柳青当时在前门汽车站5分钱买的冰糖葫芦，现在至少一毛钱。
文章发表之后，反应热烈，好几位作家捎话、打电话表示声援。他们当时共同的心情是：对写稿没稿费、到写稿有稿费的变化额手称庆，对国家财政一时有困难、稿费定得偏低也充分理解，对于纳税，义不容辞，只不过觉得税率相对偏高。
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有作家将这一问题向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胡耀邦同情作家，向相关部门提出交涉，建议减税，未获支持。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党的总书记也只有建议权。作家再没有什么说的，4个字：依法纳税。过不久，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税的税率不变，稿酬所得税的税率却有了新的算法，即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按应纳税额减征30％。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评委们阅读将近千万字的长篇小说，快要把眼球瞅斜了，可是，每位税后荣获劳务报酬960元，我看评委们的脸色有点阴沉。超过800元，就得纳税，没说的！
作家们不但依法纳税，而且慷慨解囊，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令人十分感动。茅盾先生弥留之际，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用他的稿费积蓄举办茅盾长篇小说奖，坚持至今，誉满海内外。
去年年底，《杨守松文集》出版，我惊异地发现文集的第11集中，开了一个从1981年———2001年的《稿费及奖金清单》，竟占“地”20多页。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作家稿费何其低，而精力投入以及风险投入何其大也！一篇不长的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弄得作家又何其苦啊，竟然给自己的名字打上黑色的死亡框！《救救海南》的稿费是我1989年办《中国热点文学》时亲手开给的：1960元，高过稍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海南大气候》520元近4倍，但20多页稿费的总合不过283563.16元，不但包括40810元的奖金和两件奖品的估价在内，还包括3万多元的“私房钱”在内。这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81年———2001年20年的写作所得啊，难道不是一块新时期作家稿费状况的活化石！我当年在南京时同朋友们议论过杨守松，他要是当年下海的话，如此一个聪明能干之人，20年干下来，情况可能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当然，仕途、文途、商途，各有各的难处，到头来笃定不会赔个精光？也难说。
巴金从来不领工资，年轻时办出版社时也不领工资，却将稿费等等收入捐赠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艰难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96岁时，亲睹该馆于建国50周年建成开馆。如此义举，能不震惊！
1998年，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3口郑重决定，将全部税后的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好学上进，回报社会。现已积累200多万元。而杨绛，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却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劳动报酬倾囊“捐给穷孩子们上学”，工人师傅闻讯后激动不已。
王蒙用《当代》付给他的10万元奖金设立“《当代》青年文学奖”。
近日，女作家叶广芩向记者透露，她将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挂职的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自费兴建文学院。又悉，她已将近年创作所得计50万元全部投入文学院的建设。想想看，叶广芩既然现在将稿费所得无私奉献，难道她当年稿费纳税还有犹豫吗？
摘自《报告文学》杂志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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