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第一章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
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
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
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
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
四”
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弹“弘扬五
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
中写道:“20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各
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
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
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五四”
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景,我们
谈论“五四”,憧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
“五四”
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反
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要
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
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
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系列
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第
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思想信仰一度被
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预
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
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
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
“‘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
觉醒的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
20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涨“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
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生”自然是眼中
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的字眼,谁敢对
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营、章、陆三个卖国贼无异。因此,
“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询就
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义下盲从家
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评,我们不
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四”,
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运动里,
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
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
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
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
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
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
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
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
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
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
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
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Z “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
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
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
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
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
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
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
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一、裂缝之中诞生的恶魔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
阿根廷有3 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 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
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 万名左派人士、进
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
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
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
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
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
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
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
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
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
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
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
《荒原狼》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
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
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
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
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
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
的名言:“人是一种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
被雨打风吹去。
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
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
人误把“界限”
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
——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
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
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
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
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
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
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
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
是如何* 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
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
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
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
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
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
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
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
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
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
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
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
“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
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
国学者* 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
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
司令它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
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
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
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
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
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
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里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
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
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
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方。
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
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岛由纪夫和伊朗霍梅尼的
个人装束等等,看到了人们动灵深处强烈的生命欲求和对神秘主义的向往。“法西
斯主义代表了今天混在别种名目F 的理想:以生命为艺术、迷信美、盲目尊崇勇、
丢弃理智、隐身群众消解疏离。这些理想显得生机勃勃,无限动人。”而西班牙作
家奥德加则针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个一百
年以来就生活在治理与服从之间良心败坏的国家。”这种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波希米
亚式的游民风格,正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现成的无政府状态。推展开去,这也正
是拉美极权主义的渊源。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隐藏甚深的一大恶疾。
三、记忆与忘却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单》时,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异国的恐
怖异国的灾难异国的悲剧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的心。在惯于用掌声、笑声、嘘声、
哈喝声来表达自己情感的北大,极少有哪部电影是在如此静穆的氛围中放映完毕的。
在放映《活着》时,北大学生对影片中一个接一个喜剧性的场面:大炼钢铁时沸腾
的村庄、用来作订婚礼物的红宝书,婚礼上对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里狼吞虎咽
的农民……时而引起哄堂大笑,时而引起掌声如雷,观众比看周星驰的喜剧还要开
心。我无意责怪以商业为准绳的张艺谋或影院里年轻的观众们,也不想用时髦的理
论来分析这种现象。面对悲喜剧的错位,我不寒而栗了。
乐黛云教授说过,一位德国学者想与她合著一本比较纳粹与文革的书,回答这
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的30年之间,东西方两大最优秀的民族会发生同样令人
发指的暴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回忆是艰难的,在回忆中
忏悔与反省则更为艰难。苏联女诗人阿赫玛多娃在《悲歌》中写道,“可怕的叶诺
夫时代里,我在列宁格勒的监狱中渡过了17个月,某人认出了我:”你能说明这些
吗月我说:“我可以!‘她那往昔曾为面孔的脸上掠过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显
然,对方对阿赫玛多娃描述历史真实的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俄罗斯毕竟
有了《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面对文革我们有什么呢?在张贤亮、王蒙
这代亲历者自传性的作品里,文革仅仅成为他们品格的试金石,他们以受难者的身
份沾沾自喜,灾难像日蚀一样,一旦过去,他们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红地毯。风靡一
时的《柳色黄昏》处处是暴戾和血腥之气。一个曾经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白发苍苍
的老教授的红卫兵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
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原因毕竟不
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为
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他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的
灵魂是壮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伦理与实践伦理的自白居然
获得了满堂喝彩,巴金所倡导的“全民共忏悔”至今没几个人跟上。没有对自身法
西斯毒素的清理,当人们在现实中产生困惑与不满时,文革的惨剧完全有可能以理
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为当代危机的最高明的诊断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
所有人中;司。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
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30年代,面临日寇疯狂进攻,民心全面溃散
的局势,钱瑞升、蒋廷故等学者向蒋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国论”;而面临世纪交替
的今天,一些学术刊物又开始讨论“新权威主义”,我们是否应该有某种警觉呢?
二战胜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南斯拉夫出现了对峙双方杀害
战俘的暴行;索马里、卢旺达,难民的生命更是贱如草芥轻若鸿毛;在中国南方某
个开放城市的街头,因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学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
死……在历史的回音壁旁边,我们听到了希魔狰狞的笑声。法西斯的幽灵,依旧徘
徊在我们这个太平盛世里。
除了理性与良心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面对“真理”与“正义”的旗帜,我
们该作怎样的选择?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每一种选择都将波及“人类是否能继续存
在”这一并非耸人听闻的话题。我们有权主宰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恐怖或自
由的生活,都将由我们一手创造。我们应当记住——昨天。
乌托邦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
里,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有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
态。
理想是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
格不入。
“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
“理想主义”
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
个红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
想”则带来自由与独立,故“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
然不动的孤岛呢?
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首先想起的是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孔白皙而消
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
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
一棵自我封闭的枫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
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
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
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
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
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
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他与世界以及一切属
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
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
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
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
忏悔老。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
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
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烨水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
艰难困苦。然而,府哪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
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
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1910年10月末,
风蚀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
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江,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
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
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83岁了,
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辆马车在黎明前的
黑夜中远远驶去,前面是茫茫苍天。3 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
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
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 日清晨老人与世长
辞。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茨威格的说法:”这
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
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珂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
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
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
万正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坚持“人类
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来晃去的人》中,
主人公约瑟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
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
古人写信,一会儿给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他不断
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
配。几乎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
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
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
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
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
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
他的理想,“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
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
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
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捍卫了人的尊严,申
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
周围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
家们与校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
还要美丽,这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
“理想”未免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我避免
用“理想”去攻击我所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
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
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
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1996年11月5 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 票对214 票的表决结果,否
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340 万美元,
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
是疯了?然而.牛津人白有牛津AM%x A 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
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上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6 个月内赚取50万美
元。所以,核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
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达‘系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
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
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
也设厂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
“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J 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What do you think ?”
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
大学者:托马斯·咋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持富论》、艾
略特在这里写《惊原》、汤恩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
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流亡者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花斯的巨著《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
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
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
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
曙光中;19世纪的晨6 &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
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
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
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
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
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
可能超越“进步顺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一文学之所以产生,
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
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
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兑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
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
是军的贵妇人。13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
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
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
—一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
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
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
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
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
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
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
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
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
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
能力中,我唯一充分发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书被宪兵毁掉,警察
总监告诉她:“你的流放是你过去几年所坚持的行为造成的自然结果。看来这个国
家的空气对你不合适…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于法国的。”斯塔尔夫人便戴着这样的
“高帽子”开始了她遍及欧洲大陆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国之时,“驿马每前进一
步就给我增添一分苦痛,当赶车人问是否车没赶好时,我想到他们给我干的可悲的
差计,禁不住哭起来。”以后,她逐渐对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对拿破仑主动表示的
和解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悻悻地说,任何人在和斯塔尔夫人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
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领整个欧洲的法国皇帝却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这对他来说
多少是一种讽刺。
“流亡大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兑斯的这一结论意味深长,
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
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
1877年,勃兰兑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6 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
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
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
他的任何文艺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
巨大的精神财富。
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个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八的生存方式或临界状
态。
流亡者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他是最容易受到伤害,却又最不容易被伤害所摧
毁的人。
“如果我们造了一个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J 使我们的俄罗斯语鹏印
在孩子皱楼的小脸上我们的字母/第一个音只是一声延长的叹息/屹立在未来。”
这是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被驱逐出俄罗斯的俄罗斯人布罗茨基痛楚的诗句。如果
说法国的流亡者仍然保持着他们热情浪漫的情怀与放荡张扬的个性,那么俄国的流
亡者则以他们广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们坚韧的神经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从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到楼高车挤的美国,都有俄国流亡者的踪迹。几代俄罗
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运:沙是时代的屠格涅夫、赫尔岑、阳思妥耶夫斯基,
苏维埃时代的高尔基、布于、阿·托尔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时代的索尔仁尼琴、辛
尼亚夫斯基、艾克萧洛夫。有的作家虽然没有走上这条荆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
——一这中间,既有得志的法捷耶夫,也有遭贬斥的帕斯捷尔纳克。
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扭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
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
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进发,时
而郁慢沮丧。
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一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
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
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
“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
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
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1919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
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
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
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
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
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
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的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
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
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搏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哈,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滚盖世界,但是总
有几株青草能自限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
“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入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
战场或屠场上。
几本破!日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
坐牢,最后流亡。
1979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人》。小说主要叙
述一个背毅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
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崩塌了,
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垣残壁。
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
亡者都是“人民公敌”。
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坚安眠药的统
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
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干里即意味
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一暴政时代,
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
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
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
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
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空。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
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
“在长达历年的岁月里,我一百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
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
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
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
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
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
标准。
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
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
“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
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令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
痛苦没有?”
痛苦像盐一样溶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
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司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
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
当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
始动摇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
的人来说,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
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
试图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
弱的人—一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
它们需要周围的人无微不至地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
境里,绝望像爬墙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
别大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
个阶段,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
是不存在的。
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
心灵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
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
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一厂自觉的流亡
—一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
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
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偶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
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
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
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
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
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
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
此前所有人的流亡—一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
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书,女人的#,教会的#。
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
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
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
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
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
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
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
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
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
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
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木口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
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
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
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
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
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
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
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一
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
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
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着流亡者身L 某种神圣的素质。
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
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恒。
秋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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