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地与行吟

四十一

　　有一个梦想

　　杜甫在当年有两个悲叹让我难忘，因为他看到和感到的哀伤愁苦都是人世间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一是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是他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杜甫的悲叹如今仍在人们耳畔震响。一边是炫目的网络和智识阶层的扯淡，一边是诗圣濡湿千年的长泪。鲁迅先生当年说要“睁了眼看”，就是不回避，有真心，能牵挂。这已经成了世纪末的难事。因为任何人，只要想分得一杯羹，就不能冲了欢喜和吉庆。现在许多人都学得乖巧聪明，连最基本的梦都不敢做了。

　　将朱门多得快要烂掉臭掉的酒肉分出一点，让路边冻饿濒死的人活命，这似乎不难。让无一床像样的被子、无一间房屋遮风避雨的人得以苟活，这好像也不难。

　　可是看上去不难的事从来都是最难的。好像难到谁也做不到。因为从古到今，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振振有辞地“看主流”、“成绩是主要的”——这样说着千年不变的鬼话套话，以维持千年不变的“杜甫之悲”。

　　我看过不少富庶之地，那里伟大的“开拓”真是空前绝后，已经学得很像欧美。我也看过更多的边地远野，那里的贫寒之象让人不忍卒读。无论从这一极到那一端，到处都有食不果腹者，有在雨水和寒风中瑟瑟发抖者。还有，伴随这些的，到处都有成行的进口车，成排的盛宴和欢庆，一掷千金不眨眼的官场。

　　这些就是千古不变的风景？这些就是人类的命运？

　　一个人会因为害怕自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为了逃避本该属于自己的那床“冷似铁”的“布衾”，为了免做“路倒”，不得不小心谨慎，精明再精明。这样的结果就是两个字：逃出。可是一旦逃出险境，逃出所谓的人生哀难的险途，立刻变得尖牙利齿了。他们一朝得意，再无心肝，连起码的怜悯也没有。无论是谁，逃出一个算一个，几乎很难找到例外。

　　智识阶级逃出了，于是他们学得油嘴滑舌，卖了良心，合伙鼓噪。小官人逃出了，于是他们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真的没有个例外吗？不，应该有个例外。我们曾经寻找着例外。

　　有谁敢于统计，一个发达或不发达地区一夜的公费挥霍到底是多少？又有谁敢于统计，这同一地区大面积贫民一夜的衣食住行所需花销总值仅是多少？更有谁敢于统计，走马灯般的轮换升迁背后藏下了多少罪恶？还有谁敢于统计，那些得意者一个个是怎样逃出了贫困，背叛了祖先？要知道他们的祖先大多是穷人，他们自己是一朝“胜出”，愈加后怕。祖先痛苦的经验累积心头，正是又凉又沉呢。

　　这些就是千古不变的风景？这些就是人类的命运？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如此概括，简洁扼要。“胜利”之后呢？还有，一个阶级是如此，那么一个人呢？一个人所谓的“胜利”之后呢？

　　一个人难道真的不可以有人道和怜悯吗？最基本的东西难道真是不可企求，是人世间最大的高调吗？最基本的，即最低调的——“低调进取”还不行吗？

　　不，这仅仅是一个梦想。在新世纪开始之初，这也仍旧是一个梦想。现在如果因为高科技和发展的喧哗嗡嗡震响，因为总是一味梦想移民太空，因为不能即时追赶现代繁华而忧愁，那也不过是患了一种现代昏涨症。我们的现实告诉我们：一切远不是那么回事。

　　智识阶级讲体面，讲风度，下笔之前只是惦记三坟五典、西洋拉美，已经厌恶人间烟火。这是可悲的。这种悲其实也连着当年杜甫之悲的源头。智识阶级的背叛与另一些人的背叛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背叛的知识阶级眼里没有焦灼，没有激愤，也没有什么真正紧迫的问题。他们正忙于无耻的拜金时代所交给的一切。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甜饵挂在那儿，于是无论地方小官人和庙堂小书生，一个个都学会了几句时髦。辫子刚刚剪去，洋文三三两两，人也足够聪明，就是没有良心。

　　话说到了这里，我们都会问一句怎么办。宏论已经太多，先是应该打住，然后去大街上，去寒风里，扶起垃圾堆旁摇摇晃晃的饥汉，给无衣无被漏屋破锅的贫民想个办法。今冬也寒，江南落雪，中原悬冰，瑟瑟抖抖的打工者于路上挣挤，好端端的客轮在近海沉没。仅是这一幅图景就让人在大节里高兴不起来。

　　还是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出现了大悲悯，真人道，把最古老的牵挂去掉，除却杜甫当年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