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沉浮

八

　　白原崴思维敏捷，发现了讨价还价的机会，“赵省长，听你的意思，产权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是不是？那我回答你：政府的优惠政策可以算投入，至于该占多少比例，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协商解决，不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我们和省国资委合理分配产权行不行？我不坚持全部股权了，只要求占到控股的5l％就可以！”

　　赵安邦心里一动，对手让步了，现在把第一张底牌亮出来了，然而，这只是开始，他不能以此为基准谈判，于是，便道：“你不坚持全部股权就好，事情就向好的方面转化了嘛！但是，你们占51％合理吗？政策依据在哪里啊？”想了想，提出了个反建议，“你们胃口不要太大好不好？考虑到你和高管人员的历史贡献，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奖励你们一些股权，不切实际的东西就别想了。我知道，你们挂在国家部委名下时就搞了管理层持股，加上这次奖励一些股权，也该满足了。”

　　“伟业国际的产权界定算哪种情况？起码算‘有说法没办法’吧？搞市场经济就是说法吧？就算是个新问题，也可以大胆闯一下吧？赵省长，我不相信你做了省长就没这股闯劲了！刚才你也说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是一批人的悲剧，这批人应该说全是精英啊！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以往递延资产概念，不承认资产经营者的出色贡献，那么，不但是一个伟业国际，许多戴红帽子的企业都可能一蹶不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只怕也是一句空话。赵省长，你想想看，就拿这个伟业国际来说，即使国有股权占49％，也能实现保值增值，而落在一些无能的国有资产管理人手上，你给他再多的股权和资产也能让他赔干净！”白原崴有些激动地说道。

　　赵安邦不得不承认，自原崴说得有道理，然而。他还是不能接受白原崴的方案。道：“白总，你别套我，我过去不论说过什么，都和伟业国际的产权界定无关！我还是那个话，可以奖励你们一些股权，份额不超过总资产的20％。”

　　白原崴长长叹了口气，郁郁问：“赵省长，这是你和省政府的最后决定吗？”

　　赵安邦起身送客，“谈不上什么决定，只是我的一个建议，请你考虑吧。”

　　送走白原崴，钱惠人来了个电话，说是想过来汇报一下明天的会议安排。赵安邦很警觉，揣摩钱惠人也许要说些别的，就没让他过来，要他在电话里汇报。钱惠人便在电话里汇报起来，赵安邦握着话筒只是听，不咸不淡地应着，没表什么态。

　　放下电话，赵安邦马上打了个长途给省城家里，和夫人刘艳说了说钱惠人的问题，要刘艳抽时间悄悄回趟文山，看看这位钱胖子是不是在老家盖了座宫殿？到底花了多少钱？除了收白小亮的这四十二万，是不是还向谁借过钱或者要过钱？

　　挂上电话后，赵安邦看着窗外宁川牛山半岛的万家灯火，陷入了深思：不管钱惠人有没有问题，有多大的问题，这都像一场政治偷袭。白原崴呢？则是经济进攻，不给他51％的股权，不满足他控股伟业国际的要求，他就要给你来个冰海沉船！可这51％的控股权能给吗？法律和政策依据在哪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搞不好于华北就会攻上来，指责他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曾经的历史风雨飘然而至，赵安邦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一九八六年的文山……

　　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1978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1981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 “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这是1985年发生的事。这年5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委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地还继续包下去么？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很明确，再续订5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

　　赵安邦说，“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 “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 “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吗！”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